1999年斑驳的夏天。我心中的郁闷和烦躁，电视里报纸上的谴责和眼泪，大街上的愤怒和喧闹。如果说我对那段日子有比较深刻的印象的话，多半是因为那年我高考。
我的表现稍嫌冷静是因为我认为过度表现的愤怒总夹杂几分形式大于内容的空虚。让我给你描述那如火如荼的形势。有人在大街上烧美国国旗，自己掏腰包买来的，为此还得多赶制几面美国国旗；有人朝美国使馆扔石头，挑那些确信无人的房间的窗户，这些是比较温和的方式，重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象征意义。“打倒美帝国主义”，“血债血还”，喊口号是一种很有趣的中国式心理，一大群人费尽心机地想，声嘶力竭地喊，仿佛大洋彼岸的敌人在幻想中被千刀万剐了，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
我向那些真正的爱国者致敬，但我还是不幸看到了伟大冲动后面的闹剧。电视里，当摄像机对准激愤的游行学生时，有的人争先恐后地抢到镜头前笑得阳光灿烂，甚至手指摆成“V”的造型，我的天啊！让他们兴奋的只是处于一场壮举中的英雄主义的快感。
不管怎么样，真实的爱国心驱使毕竟占多数。也许愤怒的结果不一定全是忘记或背叛，但多少都与这二者扯上关系。除了爱国外，人们总有更重要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对此事，担心的是中美关系会不会恶化而影响他们出国，可能那些狠命喊口号的人过后又会狠命背单词考托福。不要说什么去那边学习人家先进技术一定会回来以美之矛攻美之盾，没尝过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甜头就不要把话说得太死。谁说中国政府最喜欢搞宣传，美国政府的宣传早做到咱这边来了，就在他们践踏中国人生命的同时，那部典型宣传美国人权人道的《拯救大兵瑞恩》在中国卖得却很好呢。这就是渗透，多少中国人在思想上早就背叛了。
媒体似乎也知道人们的激情会冷却，会遗忘，所以反反复复展现死者衣冠不整，血肉模糊的惨状，连朱颖写给许杏虎的情书也拿出来供大家瞻仰了。不知道这算缅怀烈士还是糟蹋，人都死了还不让人家入土为安，在纪念“人”的运动中，“人”成了政治的手段，就像他们在睡梦中就升华为英雄一样。要的是一种中国人民敢和美国公开叫板的效果，注意“叫板”不是“硬干”，过过嘴瘾，讨个说法嘛。
经验告诉我有钱有权人一般不会被欺，强权即公理是天大的真理，正义的尺度在于施暴与被施暴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记得有一年美国大使馆被某小国炸了，世界上无论说得上话还是说不上话的国家都一致俨然正义的化身争先恐后地站出来表忠心；这回轮到中国，各国除了实在磨不过面子慰问几句外，在大方向立场问题上可都是大气不敢出哩，在此之前，某些国家还曾口口声声宣称跟咱亲如兄弟呢。两相比较，倍觉心寒。谁让炸咱的是世界警察呢？丘吉尔早教导大家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人民日报》都这么说。化悲愤为力量建设国家最为务实，否则令人心寒的事还不止于此。去问问那些这次在美国也抗议的华人，有几个愿马上放弃荣华富贵回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
当年美国打朝鲜，中国雄赳赳气昂昂一队人马杀过鸭绿江，理由是唇亡齿寒；现在人家打掉了我们的牙齿，我们在自己家游行抗议。人家不是不讲理，人家说：“我本来是要打你头顶上方的空气，但错用了你二十年前的旧照片，当时你没那么高，所以……”这么荒谬的解释，当我们好欺？我们本来就好欺嘛。不好欺也不会拿着南京大屠杀这种板上钉钉的事和日本那厮纠缠不清，人家抵死不认我们也没办法，不敢杀过去，在这边狮子大吼也吓不倒人家。从来没有这么窝囊的战胜国。连那么小点日本都搞不定，更别说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老美。
古往今来遇到这种事最痛苦的只有死者的亲人，民众闹一阵也就各忙各的了，政府就算心里恨得牙痒痒过后还是要装出笑脸积极搞好两国关系，这事算过了。烈士之死唯一的意义就是被称为“烈士”。 对于痛失亲人的儿女父母来说，这两个字只是空泛的补偿苍白的光荣以及彻夜难寐的枯眼和心头永世滴血的伤疤。伟人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但记得了又怎么样？虽然我一向痛恨口号但不得不喊一句：“振兴中华，报仇雪恨。”不是极端，只是我知道忘记报复就是亵渎正义，不然整天纪念烈士也没啥意思，当然具体细节等我们足够强大以后再作商榷。
中国要的不是流于形式的愤怒与爱国，而是忍辱负重的苦干实干。就在三名新闻记者惨死的那年，我选择了学新闻，这是我唯一想得到的作为一个无大智大勇的弱小个体对祖国可能的贡献。那些急于和贫穷的祖国母亲划清界线的人们，你们呢？试问，明日谁仍愿意作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