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一个炎热、焦灼的“三伏天”。空气中漂浮的热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干涸与龟裂。晚上我梦见回到儿时，父亲趁我睡着后正偷偷往我书包里塞着大把大把零花钱，而醒来后四周一片漆黑。事实上我还欠着学校千元学费。这欠着的债就是头顶上方高悬的剑，随时随地会掉下来伤着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无论如何是坐不住了。
下午没课，举着一块“家教”牌子，走四站路，我到了人群川流不息的“莎隆达天桥”，一站就是整整四个钟头。一位老婆婆走过，一位年轻人走过，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过，一个手持“掌中宝”的人走过……千百张面孔从我希冀的目光中走掉，有些人停下来看看，又走了;有些人没有停，只盯着我看;有些人没有停，也没有看。我渴，渴得厉害。役人理睬我，就像我没有水来解渴一样令人焦躁。热浪发出它最后一次攻击后，气急败坏地远去，夕阳西下，一片微弱的残红笼罩天桥，笼罩我。“同学，找家教跟我来。”我抬头望去，是两个年轻人，二十七八的模样。“也许是给弟弟妹妹请家庭教师。”我迟疑了一下，抱着一丝希望随他们七弯八拐进了便河区的小胡同，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前面嘀咕:“……长发··一白裙……”。到了人烟稀少的深巷，“害怕”二字直钻脑海。“小姐，你是师专的吧!交个朋友吧!这儿没什么家教……”我飞也似的拔腿就跑，身后是几声怪笑。回校的路上，我哭了，这算怎么一回事，这么大个人了，一个大学生了，还要被无聊的坏人骗来骗去，我这是怎么了?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一份差事。可因为多嘴，又砸了。
教的是个9岁的男孩，开课第一天，我前脚刚踏进门，他劈头就问:“喂，你打算管我多长时间t!’’我哑口无言。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补习时他不停地啃指甲，一道题我翻来覆去讲r十遍，他还是啃指甲，一刻不停。“这是乘号，不是加号。乘号是士兵在休息，加号是士兵在立正站岗，别一不小心就看错。”“我知道，我知道，烦死了!”男孩极不耐烦，十个指甲都啃秃了，还不愿把指头从口里拔出来。我压着火气说了一句:“你不讲卫生，没人教你吗?”男孩的母亲—一个尖刻的女人恰巧拉门进屋，听了最后一句话立刻把脸一沉:“没人教也轮不到你教，我出钱让你教他做作业，不是教训他!什么大学生，不一干拉倒!”我掩上门，退出那个让我倾注教学热情的地方，在那扇门前，我足足站一r五分钟。
半个月来，我的尽心尽职就这样白白淹没在一句“不干拉倒”中了吗?一个大学生，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自尊就这样被人践踏?我想我没有必要去要求半个月的工资，转身离开。来到第一次“站岗”的那个天桥，桥下灯火连绵。
任泪水滴在桥栏上吧嗒作响，浇灌干涸的心田。阵阵凉风袭过，我想:我是一只蜘蛛，希望的网被风吹走了，我重新织;下一次又吹走了，我再织，我不停地织。这已不仅仅是还债所逼(9月25日，早上8点，天郎书社招聘办公室。“为什么参加报名，你可是在读学生?”老板从眼镜上方盯着我。“我需要!”我很大声地回答，干脆点好，我并不想谈什么“热爱这份工作”之类的话。还有什么词比“我需要”更能表达思想感情呢?“很辛苦，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不许休息。”“无所谓，为伟大作家站岗!”我微微笑着学军人的口吻回答。“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会付你多少钱一小时?”我暗暗吃了一惊，老板不停记录的笔停下来，索性专门看我的反应，我一急胡乱答起来:“来之前没想过，从1块到10块统统有可能吧!”“失之东隅，收人桑榆”，十天后，在我进入希望底层时，老板通知我马上上班。就这样，我成为天郎公司惟一的学生职员，一切是不是来得太简单了?“小齐，你瘦了，注意营养!”班主任从后面赶上我关切地提醒着，“我有个同学，在中学当语文老师，最近太忙想找个助教，你是最合适的，每星期评改几十篇作文，一个月80块钱，别嫌少哟!”
说完她便匆匆进了办公室，留下一丝关切、一份信任、一阵鼓舞让我独自回味，独自感动。其实现在钱已不成问题，如果不好好努力恐怕我要欠下的或许是一笔心债。我有一双失去后就会哭的眼，我有一张得到后就会笑的脸，几个月的欠债和还债留给我的是怎样的痕迹?我静静地沉思着，能说的只有一句:生命的坐标上，我在学习和生活的交叉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