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要到了，我想妈妈了。
如果她活着，今年是87岁。
爸爸还健在，他比妈妈小3岁。
女大3，抱金砖。老老年的话了，爷爷不信，奶奶信，就照着办了，因为奶奶当家。我爸爸三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右胳膊细如麻杆儿，当了丈夫，干不了家里家外那些干不完的活。妈妈过了门儿就成了徐家的长工，终日里奴打奴作，外加生儿育女。她这一辈子，干了多少活，干了多少本不该她干的活，谁也说不清，也无法说清。只有她为徐家生了多少孩子人们还记得，一共是10个，活了7个，现在还都活着，活得都很安逸。唯有一谈到57岁就仙逝的妈妈，他们的眼圈儿都禁不住有点儿红。谈得最多的是她那条从未离开腰间的围裙。
妈妈临死的时候，把爸爸叫到跟前，说有话对他说。爸爸很听话：“说吧，跟我这一辈子，你净听我说了，净挨我打挨我骂了……”妈妈还是那么刚强，拦住了爸爸的话头：“你别说啦，我这辈子挺好，没遭什么大罪，7个孩子，虎虎拦拦的，都交给你啦。就守文在部队，没在跟前儿，我怕是看不见了。告、告诉他，我对不住他，没给他说上媳妇，就……”说完那句话，妈妈就闭上了眼睛，昏睡了3天3夜，平平静静地走了。等我赶到家的时候，妈妈已经下葬了。它的棺木是四六的，天六寸，帮是四寸，这在当时当地是相当讲究的。出殡的那天，南北二屯的壮劳力都来了，有人查了，说150多人。从我们家到坟茔地有6、7公里，清一色的用人抬，叫24杠，那恐怕是她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了。有人说，这老太太活着的时候没享着福，死的时候咱们让她享享福，慢点走，稳稳当当送到地方。
3天圆坟的时候，我发现，在焚烧妈妈遗物的地方，有一块灰不拉叽的布片。11岁的小妹妹眼尖，对我说：“小哥，那是妈的围裙。”我一见，禁不住“啊”了一声！它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从我记事起，它就扎在妈妈的腰间。它是妈妈身体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春天，妈妈用它兜回上草甸子采的山葱子、婆婆丁、韭菜；夏天，妈妈用它兜回下河用鱼笊笊住的鲶鱼、鲤鱼、鲫鱼；秋天，妈妈用它兜回自留地里的苞米、土豆、窝瓜；冬天，妈妈用它兜回用土豆换的粉条、粉头、粉渣。妈妈的围裙总是晚上临睡之前洗净晾好，第二天早晨起来再扎上。它总是那样干净，但也坏得快。坏得快，她也补得快。久而久之，妈妈的围裙是又厚又重，且什么颜色的布都有，说什么颜色都有也不过黑蓝白灰而已，它原来是什么颜色谁也说不清了。妈妈想擦汗，它就是毛巾；妈妈想遮凉，它就是阳伞；妈妈想坐会儿，它就是小垫儿。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夏天，妈妈领着我去打烧草。到傍晚的时候，蚊子、小咬起来了，她为了多打一些，让我先回家，自己用又厚又重的围裙包上脑袋继续挥动本是属于爸爸的钐刀，要一直要干到看不见打了为止。回到家，放下钐刀，又拾掇一家人的晚饭，等到吃饭的时候，她就坐在一旁抽纸卷的蛤蟆烟，不是不想吃饭，她是累得没有力气了。
现在一想起那块母亲围裙的布片儿，就有些后悔，如果我当时把它珍藏起来该多好啊！
我要回到那片荒原，去寻妈妈的坟头，去寻她的围裙，我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