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然如我想像中的那样，气宇轩昂，从容不迫。朝服和官帽穿戴得整整齐齐，左手置于怀前，右臂舒开，额头微微上扬，大有一种运筹帷幄、踌躇满志的气度。只是，我好象看出他的眉宇间似乎透着一种忧郁，或者说是一种怨愤。我问他为什么，他默然不语。
王安石的这座塑像就坐落于古之临川今之江西省抚州市内的王安石纪念馆的院里。院不大，却是楼、台、亭、阁、木榭、碑廊一应俱全。院内，绿树怀抱，繁花似锦，曲径通幽，是典型的江南宋式府第门楣。塑像就矗立在展馆之前。馆内展出了介绍王荆公生平的许多珍贵资料。所以我想，这位当年政治上的失败者，如今依然为后人所推崇，也该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矣。可是，他为什么眉宇不展、郁郁寡欢呢？
也难怪，一位胸怀大志、有着经天纬地之才、也曾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后竟被赶到半山（金陵至钟山之半道，故名半山）闲居，弄得“其宅仅蔽风雨，不设墙垣”的地步，放谁也是难消不平之气的。王安石当年倡导“变风俗，立法度”，其目的只是要整顿当时的“贪鄙苟得”、腐败因循的政治局面，为的都是宋朝的江山和百姓。殊不知世上的改革从来都是充满着艰难险阻的，所以他就无法避免两度拜相，两度罢相，最后被逐出朝廷的命运。其实这种结局已经不错了，这跟宋神宗对他有好感有关，古往今来的改革者有几个比这还好点儿下场的？有专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是用人不当，如张舜民《哀王荆公》中所说“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这恐怕是王安石生前所料不及的。以我之见，更重要的原因怕是时机不成熟。当时，不但在政治上有司马光一伙专门与他作对，而且在思想领域还有以程颢、程颐为首创立的北宋理学体系，这是比政治势力更难对付的。这可以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佐证：小岗村的几个农民就因为吃不饱肚子想闹分田到户，不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吗？不过我想，这位大改革家完全可以开颜一笑了，因为在他之后，中国的改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断断续续、艰难险阻的改革中不断前行的。
好在王安石既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他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就时常跨马骑驴出游山林，忘情山水。虽然寂寞，如他在《半山春晚即事》中说的“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内心很寂寞，不是滋味，却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当之无愧地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同时也为临川人、为华夏子孙赢来了骄傲，不愧为天之骄子。尤其是他的诗，他的近体诗，晚年之作大大胜于早年，在宋诗之中可说是数一数二的，如《艇斋诗话》所言：“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可见，人生得失，不必强求，就凭这，介甫先生，你也该含笑九泉矣。
据说，离抚州不远，在如今的东乡县上池瑶田村（原属临川），是王安石的故里，那里还有不少与王安石有关的旧迹，如荆公山、荆公陂、荆公桥、平山书院等，可惜我无缘凭吊，只得留下一点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