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辞赋体的主客问答、设词非难的特点，我们认为《赤壁赋》中显然隐含这两个苏轼，而且两个苏轼在搏斗着，一个试图劝说另一个。一个即“苏子”，一个即“客”。
黄州四年，形同囚犯的谪居生活，苏子内心仍然怀念着心中的那个“在天一方”的“美人”。此时，作为“客”的苏轼以其悲苦愁绝的乐声意图打断作为“苏子”的苏轼的梦想——曹孟德不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吗？他曾经气势汹汹地想席卷天下，囊括四海，而今他不也是一抔黄土、冢中枯骨吗？还有那个羽扇纶巾的周公瑾，谈笑间强虏飞灰烟灭，不也是跟着灰飞烟灭了吗？由此可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蜉蝣、小小的粟米，我们只能幻想着随着神仙一样心鹜八极、神游万仞，还不如珍惜眼前的婆娑月影，临风把酒，品赏悲乐，来抚慰一下我们干涸的心吧。
一般说来，悲剧具有毁灭感，也最能带来崇高感伟大感。既然不能像英雄一样叱咤风云，既然大英雄的盖世功业也会烟消云散，既然不能像神仙一样自由往来、任意东西，何妨不看淡一切，看淡一切才能超然于一切呢？人生多苦，欲而不能，苦上加苦，干脆卸下欲念，自在皆人生，自在才能与物齐寿，与宇宙天地齐寿，山间一壶酒，秋月春风等闲过。如此有诗意的人生才是苏子曾经苦苦追求而不能得的功业。至此，作为“苏子”的苏轼和作为“客”的苏轼达成了默契，这种默契是通过自医而不是通过他医完成的，是自我的不断调整的结果，幻化成一只凌空飞舞的孤鹤。
《赤壁赋》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即苏轼谪居黄州的最后一年。此期，他已经摆脱“乌台诗案”以来时或寻死觅活的惶恐无措，融汇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以佛道两家的辩证思想和无为、超脱思想来驾驭汲汲求索的儒家事功之心，从而能战胜贬谪的无尽苦痛。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轼身上合流，促使他终于在时间与空间、小我与大我、小宇宙与大宇宙、有限与无限的相对统一的认识中实现了自我的突围和超越，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一诗满怀豪情地宣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困顿偃蹇的角落中不是一味去舔舐自己的伤口，惠及亿万黎庶也是实现自我功业！因此，政治流放不再是打击而是成就了伟大，正如余秋雨先生说：“苏东坡成就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