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干么事都得讲究排场。说大点儿的，瞧人家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就一蓝色背景，两张讲台，简单朴素的像当年的八路军，再就是俩总统候选人干站在那儿土唾沫星子了；而与此同时，在百灯齐照百花齐放的中国人民大会堂里，咱总书记坐在硕大的舞台中间，吹着空调念稿子，面前是排山倒海的人头，身后是一排干坐着陪衬的国家干部，这样总书记发言才够气派，否则就对不起观众了。说小点儿的，就咱学校来俩外宾，从教学楼到宿舍区去剪个彩，屁大的一点地方，居然要开着汽车送过来，人家什么车没坐过，要稀罕坐着部公共汽车以灵车的速度缓缓行驶一分钟，路程总计不过五百米，且不说一路上那些连夜栽种的花花草草，干净的夸张的校道，大气不敢出的保安，拼着命敲锣打鼓的、挥舞假花、把脸憋涨得像一头头临产的小母牛似的小学生们——都在显示一个词儿：排场。
如果说上面那些事实在讲排场，那结婚算是排场中的排场了。摆婚宴时，一个饭店的大厅，一水儿全是来喝这一家喜酒的人，看上去气宇轩昂，可这个“喜”字背后，又怎么一个词“痛苦”得了？摆酒的痛苦，为了面子硬着头皮愣是请了七十桌客人，每围二千多块钱，只有两家的老人勒紧些裤带了；喝酒的痛苦，一进门就得递上成百上千的红包，还要赔上一晚上的时间，和一桌子陌生人瞎聊，菜上了，每样象征性地吃一点，吃法要斯文，只有回家再泡一包方便面充饥了。而我虽然一不请客二不掏钱的，却是痛苦中的痛苦，在这个讲究排场的婚宴上，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夹在大人中间，生不如死地度秒如年。
先是战战兢兢左顾右盼地坐下，含糊地叫了几声叔叔阿姨好，便开始呆坐。一个热情如火的阿姨大约是爱上我了，隔了好几个人也要伸长脖子跟我聊天。周围奇吵无比，我不得不吃力地剖析该女同志的嘴型，调动所有脑细胞猜测她在说什么，令人忿很的是这厮嘴唇奇厚，又涂了大约两三斤的口红，嘴巴跟一章鱼似的，看出她说什么的机率几乎为零。我无奈之下只好边嗯嗯哈哈的搪塞，边鸡啄米似的点头，要是这时在我面前撒把米，那绝对成只鸡了。最后估计她问了个特殊疑问句，见我仍在鸡啄米似的点头不止，终于疑惑地直起身子看着我，我只能正襟危坐地朝她微笑，在那扮蒙娜丽莎。
我猜测着我扮了一个世纪的蒙娜丽莎吧，菜却迟迟不上。爸爸说可能八点零八分开始，两个“八”，图个好兆头，于是我坐如针毡地等待着这个所谓吉祥的时分到来。过了这个时刻，婚礼还没开始，爸爸又说可能是八点三十八分，这个数字也吉利，我便又傻坐着期待这个所谓吉祥时分到来。可以直到了接近九点，婚礼才正式开始，而这期间，我灌了十杯可乐，去了三趟厕所，吃了一把瓜子且有一块坚忍不拔的瓜子皮卡在牙缝里，苦不堪言。
第一道菜是烤乳猪，我埋头吃了一块，主要因为没多少人提筷吃第二、第三块，我只能吃完一块后又在那儿扮淑女。接着是虾，我暗暗叫惨，因为我吃了这玩意保准过敏过得比刚才那只乳猪都要红，结果我又只能一个人在那里傻坐，看同台的人吃得龇牙咧嘴面红耳赤，还要接受每个人投来的复杂眼光，跟看外星人似的。我这时犹如一座碉堡，受着一堆陌生人眼睛的狂轰拦炸却坚不可摧纹丝不动，我容易吗我。
看来这是一顿海鲜大餐了，在虾之后，几乎没有地上走的，全是海里游的，我不可能永远不吃，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细嚼慢咽地、胆战心惊地、阿弥陀佛地吃着，可还是以致不住喉咙的不适——我过敏了。但这是大场面，大饭店，我不能一掀桌子说：老子不吃了。我还得闷头吃。在这过程中，曾上过一盘鸡，我立刻像见到亲戚似的扑向他，谁知这鸡大概加了一吨的食盐，咸的我差点吐出来——我终于对这顿饭的幻想到此为止。
后来新郎新娘来敬酒，两家的老人来敬酒，我羞愧地发现我的杯子早就空了，可我还得和别人碰杯。于是人家优雅地举着一杯杯红酒，而我端着一只空玻璃杯，假模假样地相互碰撞着，碰完后还得跟着他们一起仰头和一口以示敬意，人家喝红酒喝茶喝可乐，我在一旁倍儿丢人地和空气。
接近尾声时，上了一盘水果，我拿起一片橙子，高兴地想终于有一样正常的东西可吃了。喜气洋洋地一药——一记橙汁从我嘴下飞溅出去，我清楚地看到它的运动诡计，直向我身边的那个男人的衣服奔去——我装作没事发生般继续吃，而那个男人则拿起纸巾拼命擦起衬衫。我想说对不起，但这样全桌子的人都晓得我又出丑了，我终究张张嘴，没说出来——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为了面子，我自然也该厚颜无耻些了。
没错，厚颜无耻。明明没钱却要充有钱，明明痛恨却要捧场，明明想哭却要摆笑容，明明不想吃却要不停地吃，明明犯傻却要装聪明——我们每个人都厚颜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