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祭前些时候接到秦牧由北京寄来短简，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最近见到小雷，确知司马是被折磨致死的，可悲可叹!’’ 读了这样两行文字，不禁眼睛湿润起来，对司马文森之死，令我想得多也想得远了，悲痛之情有难抑之感。秦牧短简，证实了司马文森死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但我得知他的噩耗，却早在多年以前。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暨南大学一大批教授到三水县的南边参加劳动的时候，我也在一个春雨霏霏之夜在南边见到陈芦荻，他偷偷地向我耳边说道: “你知道吗?司马文森死了!’’ 我的神经震颤了一下。 “怎么能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呢?” “是北京的朋友寄信来说到的。” 啊，北京来信，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司马文森是死了!至于怎样的死法，当时无从探听，也不可能探听，我记起了杜甫的诗句“动乱死多门”，大概死得很离奇吧。我和陈芦荻都不再说话，在当时，是无话可说的。
我想到晋代向秀写的《思一旧赋》、，他为了路过山阳故居而悼念稽康、吕安之被司马昭杀害，在短短的赋文中，曾这么写道:“惟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最后是“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可是向秀却写不下去了。在我得到司马文森噩耗的年代，处境也似“寄余命于寸阴”，所以只能把哀痛藏在心里。后来，我从南边回到暨南大学原住的宿舍养病，一个人常常悄立于窗下，眺望于园林，景物萧疏，江声掠耳，苍茫的蓦色扑到我的心坎。这时候，我强烈地想到司马文森之死了，感情激荡，发而为诗，曾暗暗记下这首七律:哭司马文森心香一瓣代5危，独立苍茫凄绝时;漓水涟漪浮翰藻，桐江风雨铸新词。
回翔欧亚夸鹰健，奋翩中南忆鹤姿;忽报文星凋北地，哭君空有泪如丝。就是这样的诗，我也只能暗记，后来才把它记录下来，今天可以作为祭奠之用了。说到祭，当然只是心香，而这一瓣心香历时已是十年之久，就是说司马文森已是十年祭之期了。年光不可倒流，但往事却历历再现。因此我要记下我与司马文森几十年来情深师友的经历，也是藉此倾吐哀思吧。记得与司马文森初见，屈指算粱已是四十年前，远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一九三七年我从烽火中的广州回到桂北，又辗转到了桂林。当时心境颓唐，找不到出路，于是学写些文艺作品。司马文森随同《救亡日报》迁到桂林来了。我经周钢鸣的介绍跟他认识，知道在上海以林娜笔名写小说的就是他，大型的《作家》杂志曾发表过他的作品。司马文森矫健得很，茁壮的身体，络腮的胡子，说话带点闽南的口音，但热情、开朗，令人接触之后就感到可以结成知交。我当然不能以知交攀附，但却把他当作老师，常把写好的散文作品送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指导。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将在桂北兄弟民族地区的见闻写了一组报告文学，曾把《烧鱼的故事》、《芦笙会》等多篇送给他看，也许是少有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文艺作品吧，他看了之后谬加赞赏，说有似高尔基写《草原》的风味，并把它寄给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发表了。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曾奋发为文，先后写了许多散文，有几篇在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刊载。一九四一年，我把这些散文冠以《拾荒集》的书名出版了。在我从事文艺习作的道路上，司马文森是鼓励我的良师。他写作极勤，下笔也快。《文艺生活》上刊载过他的长篇小说《雨季》。他还写过《记尚仲衣教授》的报告文学。后来又出版了《粤北散记》。在三十年代的后期，司马文森可说是多产作家。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司马文森在桂林数年之久，施家园是他的居留之地。他常常不避风雨，胁下挟着书报，奔走于城郊之间，他的文学活动最为活跃。在这期间，他和雷蕾(就是秦牧短简中说的小雷)结了婚。我从小雷口中、才知道司马文森有过不平凡的经厉。
他幼年时代就到了东南亚，少年时代在海外漂流，做过学徒、店员·一青年时代参加了海外的革命组织，从此献身革命。后来更知道，他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左联”的旗帜下从事革命文学事业。当我从文艺活动转向新闻工作的时候，一直得到司马文森的支持。我于一九四二年在《柳州日报》编《草原))副刊，他寄文章给《草原》发表。我转到《大公报》担任采访工作之后，我们的接触更多了，他常常笑我是“两栖动物”。一九四三年我写了一篇《桂林作家群》的报告文学，把坚持抗战、坚持民主进步、不畏艰苦的许多作家朋友都描写到了，也描述了司马文森的文学活动以及他待人接物的热忱。抗日战争的形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战场越来越坏，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使得士气军心几乎瓦解。一九四四年日寇长驱直人，陷衡阳，攻桂林，终于演出了湘桂大撤退的悲剧。
就在这兵荒马乱「之时，老作家王鲁彦病段于医院，身后凄凉，无以为葬，邵荃麟、端木蒸良发起募捐，我参加了蓦集工作，司马文森也捐了一笔钱，终于在桂林北门外以一杯黄土半截石碑埋葬了被鲁迅誉为乡土作家的王鲁彦。不久日寇逼近冷水滩，司马文森随着一批朋友转移阵地了。他放下了笔，拿起了武器，以纵队政委的名义活跃于桂北广大游击区。我则奉命采访、拍发战地新闻，直到最后才向柳州、重庆鳃。从此，我和司马文森睽隔了五年之久。‘- 这五年，可算是漫长的时间，因为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又经历了浴血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在盼望黎明，在苦度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当解放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江南、向华南进军的时候，我于一九四八年到了香港，在香港又与司马文森重逢了。他恢复《文艺生活》，同时还因工作需要兼了一家报纸的主笔。在他为我举行的家宴上，我反唇相讥，说他也是“两栖动物”了，引来了愉快的大笑。在当时，大家都在期待华南解放，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所以朋友们的情绪是热烈的，也是从未有过的振奋。不久，司马文森就乍召随同老前辈离港北上一r。他们要到一化京称加创新，国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在政协会议《共同纲领》也制订了。在毛仁席穴布中}川人民站起来了的日子，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包括未解放的·部分地区，真是亿兆腾欢，神州焕彩。司马文森在尺’妇、1卜看到了红旗的海洋，事后他向我描述过他当时喜极泪沾襟的情景。- 随着华南解放了，我奉命赶到广州设立《大公报》办事处，积极展开采访活动，又恢复多年中辍的记者生活。司马文森也奉派到广州，筹组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他打算出版的《文艺生活》则以作协机关刊物《作品》代替，他担任主编。当时因工作需要，成立由中国新闻社、《天公报》、《文汇报》三单位组成一个联合办事处的时候，我和他共事了。在办公室内相对而坐，有一段时间我可以更仔细地观察他从待人接物到写作的一切表现。我打心眼儿佩服他的为人。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获得这祥的印象:司马文森待人接物热情诚恳，不摆架子，他特别关心朋友的进步。而我更发现他对写作的勤奋，已达到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随时摊开稿纸，不轻易放过时间。只见他落笔庵溅，于是散文、小说、政论文章就出来了。我难以忘记是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以一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在《作品》创刊号上发表，后来由此写下去而成一本小书。我正庆幸能在他的指导下也许仍能写些文艺作品时，他却奉派出国了，到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任文化参赞。离开广州的时候，朋友们为他和小雷饯别，真是兴奋与惜别的情绪揉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为他乘风破浪重到“南洋”而欢跃，想到他三十年代曾流浪海外，而如今有如凯旋的战士旧地重游，该是如何感奋啊! 就在司马文森出国之前，他还为一个文艺界朋友的婚姻风尘仆仆地奔走于珠江三角洲之间，后来终于“有情人成了眷属”，只可惜那个朋友结婚时，司马文森已经走了。
直到如今，那个朋友仍念念不忘他的友爱援助，成人之美的美德。自从司马文森出国以后，他随黄镇大使先后驻节于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在欧亚两洲都留下了他作为文化使节的足印，为中国和印尼、法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有一年，他回国休假，我们重叙于广州，因为风闻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问他写的是什么题材?他答道: ，犷、 “写老黄的，以三十年代福建魂笋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背景，写老黄领导的武装斗争。” 小雷在旁边补充说明，才知道就是后来出版的《风雨桐江》。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以优美的民族风格标志了司马文森在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不论构思‘描写、语言、故事情节，都显示了司马文森在探索民族化的艺术上取得了极其可喜的成就。以后，司马文森又到欧洲去了。他曾打算写一部散文游记，可是未及写成就“被召回国”，接着就受到从林彪到“四人帮”所加的迫害，以致结束了他不算很长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