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写完作业，打开电视看见电视里正在播放《2013感动中国人物》，刚开始我没什么兴趣看，当我看到执着归乡的台湾老兵高秉涵的事迹事，我不禁震撼了。
台湾律师，老兵。1936年出生于山东菏泽。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所有台湾老兵经历的坎坷和艰辛，同时也见证了海峡两岸从隔绝到沟通的一段特殊历史。
初登央视演播厅，74岁的高秉涵颤颤巍巍。他说，腿脚还挺利落，只是实在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从后台走到舞台中央，是一段起伏弯曲的布景桥，高秉涵却把这看作黄河、长江，是任何一切能勾连起他对故乡强烈思念的图景。
家是什么?高秉涵说：“家就是这个曾经再怎么努力都回不来的地方，但我从没有放弃过努力!”60多年生活在台湾，镌刻在高秉涵脑海中的却是另一个地名：山东菏泽。他出生在菏泽，在那儿度过了年少时光，菏泽才是他的家乡。高秉涵想家，但也深知，对他这样一个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高秉涵不愿去回忆离开母亲、离开老家村庄的清晨，可那个清晨总会从记忆中清晰地跳出来。1948年，山东菏泽处于国共两党“拉锯区”，高秉涵的父亲高金锡被枪毙，母亲宋书玉告诉他，“因为你父亲是国民党”。
当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时，宋书玉将曾经参加过“三青团”的儿子送到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的“流亡学校”。在儿子高秉涵的印象里，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几乎没经历过团圆：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没了音信，而后丈夫死了，又决定让儿子离开。少年高秉涵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班船。数十年后，他在图书馆翻查史料，发现自己乘坐的，是那年由厦门驶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日期是1949年10月16日。而半个月前，在遥远的北京，新中国宣布成立。
对所有从各个港口逃至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是最迫切的梦想，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未能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其中一人，甚至被高秉涵宣判了死刑——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金门逃兵”是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金门逃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在一次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到了台湾。碰上天气晴朗时，隔着并不宽阔的海峡，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游回家。他偷偷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眼睛，他尚未看清便举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来的，没带武器!”可没想到，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一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获罪的“金门逃兵”被处以极刑。高秉涵哭得难以自已，他对这份即使拼掉性命也要回家的心情感同身受。
高秉涵曾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尚无法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就写了“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是母亲“宋书玉”。不长的信中，他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有朝一日能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两个姐姐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高秉涵不知道，在海峡这头，杳无音信的两个姐姐实际上去了延安，当上了共产党干部，在他踏上逃难路那年才第一次回家。年迈的母亲找回了女儿们，却失去了儿子的音讯。等待终于耗尽了她的全部生命，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世于吉林辽源……
如今，两岸已经开通直航，回家不再如先前那般艰辛。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台湾的同乡，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来台时年龄最小，在同乡会里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他视每一个同乡为亲人，虽已无法再见母亲，他却尽力帮每一个同乡与亲人团聚。74岁高龄的他，仍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伴想要回家的同乡一起返乡。
“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对每一个希望魂归故里的乡亲，他都会亲手带上骨灰坛，站到菏泽老家的村头，完成骨灰主人生前的愿望。
高秉涵的事迹深深的打动了我，我不仅为他的那种精神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