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到千年前的中国，首先对“士”加以界说的是孔子。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这种新的“士”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知识分子总是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被独立成一个阶层，被视为人文世界的创造者，布道者，守望者。对于当前中学生矫揉造作，文风的盛行，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未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更应该说是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丧失。
人文思考一直都是知识分子的自觉。“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对原始宗教的顶礼膜拜下，莎士比亚首先意识到什么是愚昧又首先控诉愚昧，赞美人性，肯定“人”字的意义。从戊戌变法的士人干政将匍匐在皇帝脚下的知识分子惊醒，到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陈独秀，李大钊这批五四领袖在浓重的文化生存危机中著书作文，用那些充斥着思辨的锋芒，进取的呼号，在社会发展的汹涌潮流里将人性、理性的觉悟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都是知识分子卓绝的反省。
当今的中学生，他们绞尽脑汁是训练解题模式的过程，而不是理性审视社会、反观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意义的修行。家长对他们成材的期望所带来的压力比担当社会公民职责的自觉更大程度地决定他们的人生路线。所以，人文精神里那份势不可挡的前进动力，那份用知识成就希望的担当，在中国社会的下一代里，又将会如何延续？那份理想的冲击力在中国社会里何时再次冲出围城？
在忙于奔命的社会里人人自危，研究哲学的被视为疯子，倾心艺术的被视为偏执，写文章的流于注疏评论，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发达的科技在取代人类肢体的同时，也逐步取代人文思考的自觉。而在中国“以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观中，人追求的是借知识生存，而非以知识的理性求索精神世界。
亨利。梭罗用两年又两月给世人一个痛改前非的机会，《瓦尔登湖》至今还是个尘世留给人的梦境。沈从文向世人打开了抵达桃花源的洞口，却告诉凡人那只是田园牧歌的美好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