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时候，就是谁最小谁陪伴爸爸。在7岁之后，我们就不准进他的办公室了，因为保密，我们认识字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出去在街上看见很多大字报，当时我们很小，我是14岁，所以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他。头一次他给我们解答一些比较深的问题，有一些我们不太懂，比如说路线方针等等。他常给我们讲，最大的幸福就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得到人民的信任才能到达高的境界。但是有一次，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不断地加深，他就说，今天要加一句话，如果人民误解了你，人民觉得你做错了事，这个误解是让人很痛苦的。当时我们感觉到他的心情很沉重，但是我们不了解政治上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上小学三年级以后，爸爸就把我们都送到学校去住。当时在学校吃不饱，非常饿，回家的时候就在饭桌上抢吃的，爸爸妈妈看着都很心疼。但是他星期一还是坚持把我们送到学校去，说，人民吃什么苦，你们也吃什么苦，这样你对人民生活也有所理解，将来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人民现在对我有所误解，有过火的行动，希望你们能够理解，中国人民还是最好的人民，你们只有真正到人民中才能生存，否则你们不可能生存。因为我们小时候比较幸福，没有想过生活本身是一个奋斗，在大一点以后，尤其“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就觉得非常美好的东西突然变得丑陋。他就讲，只有到人民当中，才可能活下去，才能觉得活下去是一个斗争。也相信你们只有在人民当中才能真正地成长。我想，这是父亲给我们最深的教育。我也相信，只有有这种信念和努力才能够真正成才。
我们当时被赶出中南海的时候，很短的时间，两个小时之内，每个人带上自己的自行车，还有一个人一个小箱子，上了解放军的卡车去各自的学校。我去师大女附中，刘源在四中楼底下放墩布的地方住下。平平回到师大一附中，但是她很快被抓进监狱，说是杨、余、傅要把我爸爸接到苏联去，说平平是联络员。我的外婆也是在第一监狱去世的。刘源很快被分到山西雁北，也是最苦的地方。当时我们很惨，不知道每个人将来的结果是什么。送源源上车站的时候，他突然没影了，到处找也找不着。最后等车开的时候，他突然冒出头来说你多保重。
我报名插队，有的人说你不用这么进步，我说根本不是进步，是我怕在城里受整太厉害，至少到农村去，好好劳动，农民的政治思想强调不太厉害。我妹妹当时只有7岁，所以就让我留在北京，后来去了工厂，和我妹妹、赵阿姨生活在北京。我所有的哥哥和姐姐，全部在农村和农场。平平从第一监狱出来之后，就去了军马场，挖猪圈等比较苦的事全做过。刘源当时是全劳力，每天挣1毛钱，根本就吃不饱。我当时是做工人，每个月挣15元钱，给他寄5块钱。当时他在山西雁北，非常苦，光着脚走几十里地。我去看他时，我哥哥说，你下乡怎么能穿鞋?结果磨破了脚。他把他的雨鞋脱下来，我看见他的脚被磨得都是血。我说你怎么穿这么小的鞋?他说我没有鞋，这是跟人借的。过河的时候，桥塌了，他走一步我走一步。
我到村的时候，看见老乡对他不错。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看见老乡在门口站满了，说想看看源源的妹妹什么样。刘源为了回北京，三天三夜睡不着觉。我们各自都靠自己，兄弟姐妹虽然经历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们的关系都非常好。
我们知道父亲去世，是彭真叔叔的孩子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给中办写信，我们写：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想见见我们的父亲和母亲。中办回了一封信，说可以见母亲。我们就说我们的父亲呢?没有人回答。第二天专案组来告诉我们，父亲已经死了。那是1972年。实际上我父亲1969年已经去世了。据说同时通知了母亲，母亲当时还在监狱里。
1972年，我们第一次到秦城监狱去看母亲。她已经给摧残得不成人样了，驼背非常厉害，长年不能说话，也见不到阳光。我们一看非常惊讶，和离开我们时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能哭，因为环境比较复杂。当时林彪已经出事了。我们讲了讲林彪的事情，她说她有所感觉。最后分手的时候，我们难舍难分，都哭了。我们知道，当时我们这种表现肯定会汇报上去，而且肯定会说有立场问题。
我们离开父母亲的时候，是正在中南海斗他们。他们分在前后院。分开的时候，妈妈要拉爸爸的手，当时有人就打他们。我当时14岁，看见父母亲这样的分开，心里十分凄苦。我们知道，问小小他们的感情非常好。我们见到母亲时，她问起父亲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不知道怎么死的，骨灰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想安慰她。她见到我们，说没有想到你们都活着。她问小小在哪里?因为她印象中的小小才6岁。妈妈住12年监狱，我们一共见她三次。她受的苦不少，为她和父亲的案子，有上万个人受到牵连。想起这些，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事情，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想不开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
我们小时候，都是在实验二小上小学。妈妈当年也在实验二小上的小学。大概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从学校领了葵花子和蓖麻子。领回来之后，爸爸特别高兴，说他愿意教我怎样种。我们家后面有一个院子，开始种蓖麻，后来种葵花，后来还种过菜和麦子，我们的邻居是朱老总，他更爱种菜，种南瓜什么的，都是朱老总自己种。
爸爸特别注意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很主张我们去游泳，非常注重我们从小锻炼。刘源13岁暑假去当兵，我姐姐15岁去农村突击队开石头。当时妈妈在河北省农村做四清工作，爸爸写了一封信，交给姐姐平平，说这封信你去送给你妈妈。当时爸爸说，你自己去火车站买票，自己去找妈妈，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你妈妈。姐姐把信送到妈妈手里。原来父亲在信中说是要把姐姐留在农村青年突击队开石头，要留一个假期。姐姐不知道，以为给妈妈送了一封信，就可以回家了，后来告诉她，得留在山上开石头。这都是爸爸教育我们的一些事情。
父亲讲的是湖南话，我不完全听得懂。他强调年轻人要半工半读，我记得他要我们上大学和上高中都上半工半读。我当时挺小的，我说不行，我不半工半读，我要上大学。爸爸讲，不要光强调学习，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很注重让我们去做一些体育活动，参加劳动。
有一回，毛主席到我们家里来。有一张我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当时我是中队长。他就问我是什么官，戴着两道杠。我说是学习中队长，爸爸说，要是劳动中队长更好了。他不是强调单一地学习，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次，父亲给我们讲共产主义，有一半我听不懂，理论比较高深，又是湖南话。我问他，我看得见共产主义吗?他说，我是看不见共产主义了，你们也不一定能够看见共产主义，但是你们要相信，这是让全人类的人民得到幸福，一定要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大概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说，我看不见的东西，怎么能为它而奋斗呢?他就尽量给我们讲比较浅的道理。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他也很愿意听我们讲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一到过春节的时候，他很愿意和我们上街，看北京市民如何过年。有一回，他戴着大口罩，和我们一起上街，但是基本上走不了多远，就得被人认出来。
我们上学的时候，父母从来不给孩子钱，放学的时候，大家排队回家。有的孩子有一点钱，买个冰棍或者糖葫芦什么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只有跟父亲出门的时候，他才会给我们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