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是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妇女，她一直在农村养育着自己的儿女；父亲是个长年四处奔波在千里铁道线上的工程人。父母膝下有五儿两女。我生为老大。那时渭北农村的生活极为艰辛，娘一个人要为我们七个儿女的生活操心和劳作。我出生在1960年9月，娘就格外对我疼爱和关照。打我记事起娘每年逢我们的生日都格外的高兴，头一天夜里天黑尽后点上煤油灯盏，同七十多岁的奶奶坐在窑洞里的土炕上抱着我笑眯眯地说：“明咯，我乖乖过岁哩！”说着用手指轻轻地点着我的小鼻梁问我：“乖乖儿，你知道自己明天就满五岁了么？”我睁大眼睛天真的挥着小手拽着娘额前的流海问：“娘，我明天真的五岁了么？”于是娘微笑着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不说话，七十多岁的奶奶就会目光慈祥地注视着我的小脸脸，拉着我的小手手乐嗬嗬地说：“噢哟哟，我孙娃子明个五岁了，明个儿五岁了，这就叫作有苗 不愁长呀！”一家人在奶奶的话语声中乐嗬嗬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娘讲我出生的过程，奶奶说父亲出生的前前后后，一阵又一阵的笑语飞出了土窑里，我听着听着困了就躺在娘的怀抱里香香的睡去了。
第二天娘很早起炕就忙开了家务，全家人起炕后都忙开了自己的事。我睡了一夜自然将自己过岁的事儿就忘的一甘二净。一到中午吃饭时，奶奶、大伯、大娘、三伯、三娘都兴高彩烈地坐在了土炕上，奶奶叫我坐在她们的身边，忙碌了一上午的娘也坐到了炕沿上，炕桌上摆放了七八碟子各种各样的菜，放了一瓶酒和几个酒盅，大伯亲自给奶奶的酒杯里斟上了酒，又给他自己的酒杯里倒满了酒，静静的等着奶奶说话。奶奶接过娘端来的一个雕龙刻凤的红木盘子、盘子上盖着一小块大红大红的绸缎，奶奶轻轻的揭开盖在盘子上的红绸缎子，盘子里放着一个煮熟的鸡蛋，一个用红毛线拴成的长命锁，长命锁下端拴了五枚铜钱，奶奶双手拿起长命锁子，嘴里唠叨着吉祥的话语，给我亲自戴在脖子上，又将煮熟的鸡蛋亲手剥去蛋壳递到我嘴边，让我吃一口，才笑哈哈地端起酒杯向全家老少宣布：“我孙娃子过岁哩！”三伯父就提起一串鞭炮在院子里点燃,一时间劈哩啪啦的炮竹声响彻了院子,全家人开始吃菜吃饭,就这样我过岁了.长命锁下端一岁一枚铜钱,两岁拴两枚铜钱,三岁拴三枚铜钱,依次类推.我那时五岁拴了五枚铜钱,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过岁了.而在渭北经济条件一般的农家给孩子过岁都如我过岁一般.经济条件较好的一点的大户人家为孩子过岁更为讲究,更为气派一些,这些大户人家孩子过岁的当天,由长寿婆亲手为其用红布条缝制一个长命锁,缀上铜钱,给过岁的孩子全身穿上新衣,戴上新帽,穿上新鞋,将过岁的孩子打扮一番,请来亲朋四友大摆宴席,热热闹闹庆贺一番;有的人家还特意请来银匠为过岁的孩子专门打制百岁纯银长命锁,锁牌上雕龙雕凤的图案,图案中间有四个字"长命百岁",锁牌下端坠有六个和十二个银铃铛,把掌般的锁牌链子也是银子的,给过岁的孩子戴;有的人家男儿是几代单传的独子,给孩子过岁更为讲究器重一些,给过岁的孩子请干爹和干娘,请来吹鼓手戏班子唱唱闹闹更为隆重一些,这就是渭北的所谓给孩子过岁.我由四岁到五岁过岁,年年如此,这种过岁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我年满十八周岁,一串由大红毛线拴成的长命锁缀满了十八枚铜钱,十八枚铜钱标志着我由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了.后来我的弟弟妹妹都这样过岁.年年每个人的出生日不同,过岁的方法都是如出一撤,再后来那些很有年代的铜钱一枚枚被我们丢的无影无踪了,无论那个弟弟妹妹过岁都换成了一毛钱的人民币,每一岁一毛钱,用红毛线拴成长命锁,下端拴上崭新的一角钱人民币，由娘给过岁的弟弟或妹妹戴在脖颈上，表示他或她又长了一岁，每个人过了十八岁即标志着他或她成人了，再也不过岁了，直到一个人结婚成家有了儿女、孙子，又开始为老年人过寿，这就是我儿时的过岁记忆了。
如今我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女儿，为十来岁的女儿过岁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女儿过岁的前几天就朝我和爱人喊着说：“爸爸、妈妈，我快过生日了，你们怎么给我过哩？”我笑着问女儿：“你想咋个过？”女儿说:"我要一个生日大蛋糕!"于是我就为女儿订生日蛋糕,购新鲜糖果,妻子在女儿过岁这几天又忙着备酒、抄菜，女儿约上几个小同学来家里欢聚一堂，夜里吃饭时还要唱唱生日歌，一家人说说笑笑，热闹一番心情极是愉快。但是为自己的孩子过岁我不免要回到自己小时候过岁的记忆中去，也许几十年来这由父母在渭北农村给我过岁的情景太纯、太真，令我无法忘记罢了；也许是我人到中年对过去童年纯真的一种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