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君子不再是君子，小人被美化时，中国文化，将所剩无几。
时间定格在公元1690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这位雄心万丈的皇帝，开始任用历史上这位茂名的“拗相公”了，我们自然无法定论当权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孰是孰非，但在这场风起云涌的变法浪潮中“涌现”的两人物却让人汗颜，让人不禁掩卷而叹天下竟有这般奇人？“
李定与吕惠卿。两个典型的人小。也许我只能这样总结。
李定，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在那个儒学社会中，这可是大逆不道的，而他仅说了一句：“笑骂由他骂，好官我自为之。”脸皮之厚，尤为惊人。后来又捏造了大量虚假之事陷害朝中正直之士，如苏轼等，这也许只能以“小人称之”。
但倘若与吕惠卿相比，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吕惠卿，由王定石一步步提拔，而后来，他想取其他地位而代之，便假惺惺在皇帝面前哭诉自己对国家社稷的担忧，对苍生百姓的怜惜。于是，神宗被他高超的演技所迷惑，异常信任吕惠卿，而吕在给王安石最后致命一击是以极卑劣的手段公布了王安石的私人信件，皇上对某些内容大为光火，彻底对王安石失望，于是王安石八年政权崩溃，吕惠卿最终“胜利”。
据说王安石晚年常常对着天空书写“福建子”三个字，因为这位出卖他的“朋友”吕惠卿就是福建人。也许君子们对待小人的方式，最激烈的也仅此而已。王安石，一位错用小人的君子。
小人，中国封建专制下的特殊产物。一帮小人可将朝堂异得乌烟瘴气，将一个朝代分崩离析，使其百姓苦不堪言。
而那些人呢？宋朝那些所谓的反对派呢？司马光、苏轼、韩信，那一位位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呢？贬的贬，谪的谪，退居的退居，养老的养老，将大树拱手相让。
这样正直的人们，或著书立说，或仅造福一方，过着被迫害、颠沛流离的生活。
苏轼，一代文豪，虽被贬，但这个天生的乐天派，无论环境多么困苦，他都可以吟成诗、唱成词。君子坦荡荡，即使身陷“乌台诗案”的他，也可以在监牢中呼呼大睡，心无挂碍。即使被贬海南，环境困苦，他也可以头上顶个朋友送的大西瓜，乐呵呵的称那位倚门老妇为“春梦婆”，因为那位老妇曾问他回头看这一生，曾经如此显赫，而今却苦得这等地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呢？
他不曾想过去害别人，只是为国家、为苍生。还记得他的《喜雨亭记》，好一个与民同乐!他的一生，就在被嶓的地方奔波，虽几次召回，位极人臣，受太后恩宠。但，当那群小人活动得越发肆无忌惮时，他又上书请退了，君子是不屑与小人为伍的。
君子总是奋力的、孤独的战斗着，总希望可以力挽狂澜，而当现实与理想的差异过于强大时，君子又信信全身而退，不屑与之为伍。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君子，或壮烈而死，或激愤而之，或退而隐居，或采菊东篱。他们都是执著于极端的人，用极端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精神与不凡。因而他们也就这样美到了极端，纯到了极端，高尚到了极端。
君子与小人，中国特有的两拨人，君子建国，小人灭国，君子为民，小人为利，就这样，他们推动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变迁，历史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