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仲夏的一天上午，连队组织往小菜地（为改善生活，有生产队拨给部队一小块地种菜。）送肥。我们推着独轮车，沿大沽河畔回营房。一路上，战友们说着笑着好不热闹。正像俗语说的“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刚才正响晴的天，突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接着麻杆般的大雨披头而下。把我们一个个浇的就像落汤鸡似地。阵雨初歇，就见后面急匆匆赶来一队人，走近一看，只见四个人一架抬着门板，上面躺着人，一共有十来架的样子，门板上的血还在一滴一滴的流着。就听有个抬门板的边走边喊：“解放军杀人了”。我们一时也懵了，到底出了啥事？打人的人是谁？被打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刚回到营房，立刻听到紧急集合号声。队伍集合好后，指导员这才把事情给大家做了交代。
原来我团一连有个战士叫“任发普”，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没有评上“五好战士”，故而矛盾激化，利用站岗的机会，先是准备向我北海航空的飞机射击，后又觉得没把握，恰好有一群社员在麦场打麦子，于是就端起枪疯狂的向人群扫去。那是我们部队都是荷枪实弹，记得是每人40发子弹，四枚手**。他一气将一弹夹子弹（20发）打完，又迅速换上一个弹夹。当时一连都外出训练去了，在家准备午饭的炊事班长发现后，刚想赶去制止，任发普端枪就是一梭子打了过去，吓得炊事班长一闪赶紧躲在墙角。
这时，任发普看到麦场上有个老头儿中枪后还在动，于是赶上去朝腿上又扎了一刺刀。当他把子弹打完后，本想自杀了解。可是他试了试刺刀又怕痛，于是丢下枪向北狂奔。此时，炊事班长急起直追，赶到一个小桥头上，一纵身将他抱住摔在地上，紧接着被闻讯赶来的战士们将他押回驻地。接下来就是全团以连为单位作动员，警告战士提高警惕，不要外出，对义愤群众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纷纷写血书，到23医院为死伤的人民群众献血。当天晚上，被打死的尸体就拉回了驻地，一共八具，停放在洗澡堂里。由我们连负责站岗值班。当时，我清楚的看到有个女尸，名叫赵秀花，据老乡讲是个妇女队长，已经怀孕八个月。
那天夜里，我站岗时，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躲在一个黢黑的墙角，大气也不敢出一口，生怕遭到死者亲属的袭击。一周后，接到军事法院的判决，将罪犯任发普执行枪决。并按照死者亲友的意见，将两名死者的妹妹接受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