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只是帮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惹火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司马迁的惨叫从历史幽暗的隧道尽头呼啸而来,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剧痛撕裂着他的心。他痛啊,可他就在这无边的疼痛中写出了光耀千秋的巨著《史记》。
病痛是人的生理反应,它让人保持了一种与世界对峙的状态,艺术创作往往就是病中的呻吟,很多奇才大才的产生需要这样的契机。诗人车前子,他的笔墨天马行空行云流水,那绝不是构思而出,那是上苍的点化。他腿部有疾,行走不便,奇人奇事就发生在这样的才子身上。据说他出世时便面红耳赤,接生婆刚刚从母腹中将他接到手中,在别的婴儿都要啼哭时,他却狂笑不止,把接生婆吓了一大跳,认为是怪物,慌忙扔到地上,这一扔,就摔坏了他一条腿,让他疼痛了一辈子。在姑苏,在离唐伯虎故居不远的一处民居中,车前子一个人画扇面写毛笔字,偶尔他会在虎丘或沧浪亭梅山下竹丛中踽踽独行,在中国文坛上他独步多年,他身后,一条奇特的艺术之路在雪地上延伸。
史铁生的境界也是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如果不瘫痪的话,他应该是个人高马大、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也不会从事写作吧。陕北窑洞的插队对生活让他患上了风湿病,最终致使他无法站立行走。一个人,坐在轮椅上,从孤苦家庭到街道小作坊,黑暗无边的日子让他生不如死,他一次一次来到地坛公园,思考着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死还是活?终于有一天,地坛成了他生命的祭坛,他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的灵魂之作,艺术像云彩托着他进入天堂。而他,他们,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曾经走过长长的地狱。
这让我想起了病蚌成珠的故事,一只河蚌里掉进一颗沙子,蚌感到不适,还有些疼痛,就不停地分泌物质包裹它,一年又一年,原来那不时疼痛的地方,就出现了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人其实亦是如此,如果司马迁未受宫刑,心灵不痛,他可能写不出《史记》,他就是一个平常的官吏罢了,就像正常的河蚌不会孕育珍珠。当然,这不是说处以宫刑是件好事,司马迁宁愿做个平庸的常人,也不愿终生承受那敏感状态。
让灵魂始终清醒吧!疼痛最终将心灵打磨得雪亮,放射出一种光芒,天才和伟人就在这样的际遇中横空出世——音乐家贝多芬,耳
聋,但他却听到了宇宙间最瑰丽的灵魂乐章;作家博尔赫斯,盲人,阿根廷一个低微的图书管理员,是他,洞若观火地看到了时间与生活缝隙间的生命的无奈;诗人拜伦,腿部残疾,在人类精神的崇山峻岭间,他登上了一个健康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