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长期以来，新闻界内外，人们几乎一直在讲：“做文先做人“、“做好人才能做好文“、“要做革命文，先做革命人“等等，其落脚点，主要或者说重点，在“做人“上。其之所以常讲不懈，想来是因为，一是二者关系之中，做人确实是个根本性问题，做人意识只能强化，不可淡化；二是客观情况不断变化，不良因素的诱惑无时不存，做人的警钟需要常鸣；三是新闻界也时不时冒出点“情况“来，“做人形势“常告“严峻“。如此这般，所以这个“常讲“不但可以理解，而且看来还要继续讲下去。
大概由于习以为常的原因，许多人谈起这个话题来，虽常把“做文应在做文外，未学做文先做人“挂在嘴上，却很少有人深究其中准确、精当的含义。咱们既是为文之人，今日不妨老话重提将这做文与做人的几个关系细说一番。
文内与文外。做人与做文，说起来似乎是两回事，而正确的理解和实践是分不开的。二者互为因果，互动互利。做人有品位，情趣高尚、公利心、责任心强等积极因素，不仅是做文所必须的“进取力量“，而且也会自然地潜入文中，优化文章的风格和内涵；做文用功夫、出思想、见文采，不仅文章的质量高，而且做文的过程也会成为潜移默化做人的过程。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做文，人立在其中；做人，文立在其中。仅就做人而言，既要在文内做，也要在文外做。许多人做人与做文“双管齐下“，人文俱佳；有些人做人做文不努力齐头并进，而是把许多时间、智慧用在了跑关系
上，结果人亦逊色，文亦逊色。凡此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做人与做文并重兼顾，都不可小看。
先做与后做。“做文先做人“、“要做革命文，先做革命人“，这个“先做“，是强调前提和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先做“言之成理，因为虽说做人做文互动互利，但做人是起主导作用的。然而，做任何职业的人，都需要在职业实践中做，“功夫在诗内“，而主要不在“诗外“，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好比练游泳，不下水，游泳理论学得再好，实际还是游不起来的，更甭说搏击风浪了。“先做“怎么做？对任何职业角色来说，做个合格的人，不能只“做““好人“，更要做这一行的“能人“，即具备这个角色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否则，工作就“玩“不起来，那就失去了“做人“的意义，也无从说明做人做得怎么样。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把文化学识和专业知识变成角色能力，成为称职、优秀的新闻人，也必须在工作实践中做人；再说，文化学识和专业知识也要在工作实践中消化、巩固和增长、发展。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和实践“先做“，那它很可能只成为喊喊而已的口号。即使“做“，也成不了角色意义上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笔者所在部队的一名战士宣称：“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万岁，所以我要写新闻报道。“这名战士在当时来说，可谓响当当的“革命人“了，后来就被提干了，但是再后来，人和文都“做“不上去了。有些人“做革命人“之类的话讲得不少，但人做得不怎么样，文也做不出来。长期的实践
证明，对于做文之人，做人乃一辈子的事，不该分“先做“和“后做“的。假如等做好了人再去做文，怕是一辈子也难做出文来，更别说做好文了。强调“先做人“，不过是重视做人罢了。
面子与里子。文是面子，人是里子。面子同里子，理应统一，但实际难以完全统一，所以二者不能划等号。文人以文立人，记者以“记“立身，然而文品不等于人品。鲁迅“骨头“硬，文章也“硬“；周作人文章漂亮，人不“漂亮“。文如其人之“文“，通常是指文字语言风格，“如“也不是指人与文一个样儿；“如“的程度有高有低，程度很高的有，然而也是很少的。郭沫若在《革命春秋・创造十年续篇》中说：“古人每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蒋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此类情况，是一种普遍性。这么说，也并非为作者们“低标准“做人辩护，而是个科学态度。做文章总是要把道理讲够、说透，而由于人的文化知识和种种信息来源有许多间接途径，因此一般说来人的思想空间大于其所能够达到的实际空间，所以任何作者都不可能文章写到哪人就“做“到哪，别人也不应当这样苛求作者。当然，这也决不是说作者们可以不好好做人，“能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说别人一大套，谈自己不对照“。大节问题、原则问题，是不能马虎的；可以不必计较的是一些属于不足、缺点性质的问题。有的人也很注重面子，但不注重内质的修养，不靠好文章出彩，而只注重外部包装撑面子，什么职称呀
、学历呀、先进头衔呀，条件不够，但不知怎么都能弄到，而且是高档的，很像“革命人“了，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做不出“革命文“来，里子不给“面子“，实际也就更没面子。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会做几篇“革命文“，就一定是“革命人“了；人是世界上最复杂、易变的动物，没有什么绝对的办法能使人必然优化，这里所说的只是些常规、常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