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上海，妈妈是上海人，爸爸是台湾人。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回到了爸爸的故乡——台南安定。
“上海来的小姑娘……”大伯张开双臂，向我迎来。我却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几步。因为大伯的脸丑得可怕，那张凹凸不平的怪面，最终吓得我“哇”的一声，跑回了房间。
“大伯是个好人，不可怕的。”爸爸推门进来，坐在我身边，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
原来，大伯原来在台南最大的一家钢铁厂当生产组长。有天下午，熔炉突然倒了，火光冲天。凭着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大伯意识到：熔炉随时会爆炸，工人们有生命危险。还有，必须赶快控制火势蔓延，隔离钢条，减少损失。
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令工人们赶紧撤离，自己却冲进火里……
最后工人们都安全撤离了，钢条也保住了。大伯的脸却被熔炉里飞出来的火条砸到，大面积灼伤，做了好几次整形修复手术，就成了现在这样子。
而爸爸接着的话更是打动我：
“事故发生后，大伯坚决要和大伯母分手，说不能让大伯母一辈子面对他这个‘丑八怪’。大伯母却硬是不答应，说时间长了就会看习惯的。前年大伯母查出是肺癌晚期，你的大伯就日日夜夜地守在病床边，照顾得无微不至，感动了医院里所有的人。更神的是，据说大伯母‘走’时，心电图都是直线了，但大伯母握大伯的手迟迟没有松开——”讲到这儿，爸爸的眼圈已是红红的了。
第二天，我要求爸爸带我去大伯家。临走的时候，我请爸爸给我和大伯照相留念。照片上的大伯笑得很开心。
现在想来，这是我的影集里最珍贵的一张照片，因为它让我对美似乎有了一种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