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上学，学校的屋宇简陋，可是校园被花草树木装点得很美，礼堂后面两株很大的桂花树，一株金桂，一株银桂。开花时节，一进校门就闻到香气。操场东侧一排高大梧桐，像是绿伞，遮盖着一架秋千；初冬，飘下一个个瓢儿，上面沾着梧桐子，你又好玩又可吃。那时我就知道有一句上联：“童子打桐子，桐子落，童子乐。”可是谁也想不出一句工整的下联来。
那时的学校还是打手心、站壁角的惩罚，不过难得碰到。学校生活是欢乐的，这首先是由于没有压的学生喘不过气来的功课和作业；其次，老师也不怎么管束我们。课外时间很多，我们也就可以尽情的玩。演戏多有趣！读了“李寄斩蛇”的故事，我们几个男孩就自动排演起来。
李寄是个女孩子，没办法，只好男的扮女的，手中的利剑是半截竹竿。没有舞台，也没有观众，闹哄哄十分钟就演完了，大家都感到很满足。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一下课，我们就演起马占山抵抗日本鬼子的故事来。“马占山”有七八个，因为谁都争着当抗日英雄；日本鬼子，一个也没有，因为谁也不愿意当“坏人”，还挨打。于是马占山只好朝着设想的敌人冲呀杀呀。
我还常常想出些新鲜事来。粉笔写完了，成为粉笔灰，不是还可以拿粉笔灰做粉笔吗?有个同学小我一岁，常跟着我干啥事。这回，我们趁放五学的时间，将一个个教室里的粉笔灰收集起来。这有何难！像和面一样，给粉笔灰和点水，再搓成条子，晒干了，不就大功告成了吗？不用说，我们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不能以成败论事。尝试，探索，总是可贵的。
九岁进高小。从这时起，我就住校了，只有星期天回家。上学那天，除了铺盖，还带了一只火油箱，底层是生石灰，铺了厚纸，上面有米花糖、芝麻糖、花生糖……这是对住校的优待。
我爱看书，而包围我的们的是《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这类的书，于是御猫展昭、北侠欧阳春等等，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于是练习拿手掌劈砖头，小腿上绑沙袋之类的事都来了。快下课时，已将金镖捏在手里，铃声一响，飞身出了教室，一声“照镖”，“金镖”刷的从手里飞了出去。还好，这些金镖是用纸折的，绝伤不了人。这使我倾心的功课是劳作。老子和美术是同一位老师，他教的劳作真是丰富多彩，纸工、泥工、木工、园艺、还有烹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令，有不同的内容。春天扎风争，还举行风筝会了。我的“鲵鱼”样子不好看，可是飞得很高；最好的自然是老师的“蜈蚣”，还带了一串鞭炮上天。割麦子了，做麦杆扇；快过年了，扎彩灯……这些简直叫我着了迷。
学校里有块菜地，是属于我们的20个住校学生的。一人一小畦，包产到人。男人谁不好强，积极性高极了。有时高过了头，为抢尿肥吵起架来。我们种过青菜、萝卜，还种菊花。辛勤的结果当然是丰收，上市卖了钱，这笔收入却是属于全校的。每学期有一次烹饪，裹馄饨，做烧饼，我们从来没想到要多吃一点，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吃起来，要比人家来的香。
有趣的是还有咧，每学期一次的远足，把我们的课堂扩大了。赤松山二位仙人叱石为羊，芙蓉峰上的智者寺保存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诗人陆游的书信……都使我们感到家乡很可爱。演戏仍然是我很有兴趣的事。有一回，八咏滩上搭了台，许多学校汇演。我们学校演的是博浪和的故事，讲的是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韩国的张良请了一位大力士在博浪河用大铁锤袭击秦始皇。我扮演小酒店的店小二，大良就是在我的酒店里和大力是密谋这件事的。台上气灯明晃晃，台下人头黑压压，我上了台，朝下一看，真吓了一跳，还好，尚能自我控制，没漏一句词。
小小男子汉，一身蛮牛劲。如果这一天没把他消耗的差不多，就会显得不舒服，总要想变出个法子来闹一闹。
一天，已经熄灯，天很黑，我们三四个就来比赛谁胆子大。先轮着到教室里转一转，再到体育室去走一遭。最后从体育室拐进无门无窗的一间屋子里去。这间黑屋子，就是白天也少有人敢朝里望一望，因为里面放着两口棺材，搁在高高的长板凳上，有人说棺材是空的，有人猜里面有死人，无论怎样，谁敢在黑夜进去，而且得从棺材底下钻出来，总算的是条好汉了。我就做了一回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