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是中秋节，早在电话上说好要回家的，但临到跟前，却不能践行自己的诺言，好在母亲不认为儿子是个不守信用的人。
当别人都在团聚的时候，我却只能在异乡依靠回忆取暖，还有那些文字。
母亲喜欢唠叨，每次见面的时候，都不停的问长问短。待多长时间，就絮叨多长时间，毫不厌倦。白天是，晚上也是。常常，我是在母亲的絮语中入睡的，又是在母亲的念叨中醒来的。
母亲希望，在儿子与她有限的相处时光里，尽可能的把想说、需要说的话说完。她不知道，这样的话是永远说不完的。
每次离家的时候，母亲都是尽可能的往我的包里塞东西，亲手烙的馍，还有园里的苹果。恨不得将所有的都带上，恨不能我在外面天天能吃上她亲自做的馍。
因为拿的东西太重，每次都要让兄弟们很早起来送我到车站。有好几次，因为弟弟不在家，她都一个人摸黑偷偷跑到村头三哥或者四哥家里喊来他们送我。她怕我一个人走夜路，还怕我累着。
其实，包再重，也是有重量的。但母亲的嘱咐和挂念，是没有重量的，那是我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因为距离车站有一截山路，而唯一的一趟班车经过时是凌晨6点。母亲从4点就起来给我做好吃的。即使一个疙瘩面，母亲总能不断的换着花样做出不一样口味来。
临出门的前一天夜里，是母亲失眠的开始。堂屋里还是那口大钟，那是80年代刚刚分产到户，父亲为了给我们刚分来的骡子夜里填饲料而买的，现在却成了母亲感知我脚步的晴雨表。
在我迷迷糊糊中，母亲总是好几次打开电灯看看时间，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母亲已经给我做好了饭菜，又帮我收拾钥匙、手机、书本以及手套等随身物品。
其实那口大钟早已融进了母亲的心里，即使它已经停摆，母亲心里的那只仍然准确无误。只是，母亲总认为自己老了，不太可靠，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物心里才会踏实。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说好不要出门送的，但当我前脚离开，父亲就偷偷一个人跟在后面，远远的看着我走向那座山梁。他是在看我错过车了没有。这是我从一位上山背柴的老乡口中知道的。
那时我想，父亲心里一定很矛盾，他既希望车能早一点过来，又希望车能慢一点过来。如果错过了车次，我就只能选择第二天走了，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又多待一天，而父亲也会在某个路口等我回家。
但是，没有一次错过车次，每回都是准时或者提前赶到车站，被风一样来了又去的那辆班车将我带走。当我知道了远处田埂边有守望着我的父亲时，我多希望有这样一次错过啊！
也许母亲也是这样，但是有一次，我丢三落四的毛病改变了母亲的这种习惯。
那次是因为匆忙，我将自己的手机充电器落在了堂屋的柜子上，等送我到村口的母亲回家时才发现，就赶紧让五岁的侄儿气喘嘘嘘的一直跑山梁上才送给我，其实那只充电器并不值几个钱，也不打紧，但在母亲看来却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丢掉了就会挡住我的手。
从此以后，我每次离家，母亲将我送出门后，不是依依不舍的看着我，直到我的身影消失在山背后才肯转身回家，而是当我转过邻家的那个土墙时，就回家去了。母亲哪里是不想再目送儿子啊，她是怕我遗忘掉我随身带的东西。
我知道，回到家的母亲肯定又是一番翻箱倒柜。她既担心我丢下随身的必需品，又希望看到我留下的东西，因为看到那些，她就仿佛看见儿子。此刻的她，和父亲一样矛盾。
1988年，我参加了武汉少年文学学会举办的文学讲习所，我给自己的辅导老师胡汉章递交的第一篇习作是关于母亲的。面对我文字的稚嫩和感觉的苍白，胡老师给我的批语是：“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母亲的，但爱的方式却是那么的不同，问题是，你还没有找到母亲爱自己的独特感受”。
从那以后，我的文字再也没有碰触过母亲二字，即使在我公开见刊的近百万文字当中也是，除了家信。我怕，我不到位的文字和对母亲爱的感知能力会影响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最近两年，我才彻底闲了下来，辞掉了工作，了却了烦恼，有时间思考一些身边的事情。在整理一些过往的岁月残片时，才发现，关于亲情的文字确是少之又少，有限的几篇也是关于父亲的。
父亲沉默寡言，原来我是把自己和父亲的对话生成了文字，希望以另一种形式与父亲交流和沟通。而惯于唠叨的母亲，在我和他相处时，更希望我们面对面交流。说的多了，文字就变成了话。如果话语能深植在心里的话，我宁愿将这些文字种植在母亲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