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双城记》中中开篇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最繁华的年代,这是一个最萧条的年代。
我们永远在时代的夹缝里徘徊、挣扎、踟蹰独行,天上地下人间更仿佛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而我却以为,不论生活在哪个时代,我们都要怀着宽恕与爱,去面对这个世界,去活着。 生活在十 九世纪的狄更斯,彼时改革初行社会动荡,英国贵族与底层贫民矛盾激化,资产阶级戴着虚伪的面纱,招摇过市。
那算不上一个好的时代,换句话说,那并非一个适 合文艺发展的时代。可是生在那个时代的狄更斯并没有纵情歌酒怀着绝望的心 情自暴自弃,也没有愤懑偏激,用一支笔写作生命的孤注一掷,相反他给当时的英国开 出的一剂良方是宽恕与爱。他书写《双城记》、《雾都孤儿》,他写的不是革命史,而是捕捉了那一个时代的氛围,用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仇仇相报终无已时,流血只 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只有宽恕能拯救这个世界,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是最不适合那个阴暗的时代的,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个社会,在最不 合适的时期里做了最合适的壮举。
而在现 代,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我仿佛又看到了这种力量——那个生活在巴格达的八岁少年卡 马尔哈西姆,他行走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有那么一句诗歌 形容这个时代的中东,“山坡上的灵车来来往往,日以夜继”。没有少年的玩乐,没有吃得饱的热饭,只有硝烟与战火,明灭不熄,多少人在贫民窟、难民营里祷 告,来生不要生在这里。可是卡马尔并没有,他拿着相机记录伊拉克的点点滴滴,每一个温情的画面:有老人坐在书店的门口阅读,太阳从棕榈树后徐徐升起,咖啡 馆的门外摆着一杯免费饮料。
这算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时代,然而卡马尔用自己微薄的力 量去记录那些爱与温暖,鼓励每一个伊拉 克人勇敢地、努力地活下去,这是在最不合 适的时期里最合适的救赎。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主宰,然而又有多少人终生困于自己的生不逢时而最终郁郁而终。如那个错生在帝王家的亡国诗人李煜,如那个忧愤了一生最终病死的贾谊,倘若他们能正视自己的年代,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什么,那么历史会否有所不同? 不论我们生活在繁华的年代,抑或萧条的岁月,都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那不是残忍的力量,不是无情的力量,它或许微弱并伴随苦难,却能在深渊中带来光明,在坚韧中捍卫我们的爱——这便是生逢其时的全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