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夏商时代的中国，如果亚当斯密能够遥知那时的中国就能把“自然的自由制度”和“最美的人性道德”进行完美的契合，一定会对此感慨万千。所谓商与道之辩，在崇尚自然哲学和仁义道德的古代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恒久不衰的话题。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就指出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思想。古人们的经商求利之举，是建立在独立、自由、完整、向善的人格基础之上。商业行为和道德行为在崇尚伦理纲常的古代中国的体制框架下，必须也势必结合在一起，诞生出了具有东方色彩的商贾传奇。
如此一幅历史画卷在我们眼前展开——上到炎黄两帝，下到如“寡妇清”一般的布衣黔首，从雄才大略的领袖商汤，到基业四布的巨商王亥，经商成与败从来与信义仁德之多寡、与家国之分合兴衰密不可分。天下百业，士农工商，在古代中国，经商虽为舍本求末，然儒家体系对于商人的道德约束并不因此会被弱化，相反，商人的一举一动皆会上被伦理纲常，下被天下舆情所密切约束与监督。因此，中国古代商人功成名就之时，也不忘“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心怀天下，以身表率，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涌现出了一批批杰出的“义商”、“儒商”。而所谓的蝇营狗苟之奸商，从来为社会上下所不齿。
无怪乎中国古语有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要成为成功的商人，创造不朽的基业，首先就要具备信义的品格和仁德的秉性，这是中国古代商业伦理所不懈追求的最高奥义，也是《商贾传奇》所要传递给我们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