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什么文化，所以种了一辈子的田，过了简简单单却也艰辛的一生。
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迷信、吝啬、粗鲁的人——他去世之前，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他总爱把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倒点小酒，边喝酒边吹牛，呼哧呼哧地吃着东西。声音大得刺耳，又或者总是把吃剩下的打包带回家继续吃。隔了夜的剩菜总是舍不得倒，热一热继续吃。
我不喜欢他，十分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总是在我面前抽烟，熏得我只想流泪。我不喜欢他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我不喜欢他在吃饭的时候高谈阔论，说得唾沫横飞。我不喜欢他在吃饭之后，拿着筷子当牙签剔牙。这一切一切，让我不喜欢他。
直到有一天，妈妈很沉重地和我说：“你伯伯得了肠癌，是晚期了。”我诧异，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那个肤色黝黑，微微驼背，说话中气十足的男人得了这么重的病。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还是为他祈祷，希望他早日康复，只因为他是我父亲的亲兄长，我的亲伯父。
等我去看望他时，他已经做完了手术。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苍白的脸色，紧闭着眼睛，手里紧紧握着医院的账单。医药费几乎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亲戚朋友的援手也用尽。他的女儿们正打算为了他卖房给他治病，可是他却拒绝治病，吵着要出院。出院后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庙里，诵经拜佛保平安。
当然，这不科学的行当终究不会让他的病转好，他的癌细胞还是扩散到全身了。他看到医生怜悯的眼神就知道命不久矣。他被下了“判决书”以后，反而不去庙里了，每天躺在家门口的藤椅上，看着日出日落，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偶尔看到我经过就拉住我絮絮叨叨的念着，他问我答，聊学习、聊梦想。没以前那种令人厌烦的嘈杂，眼神中也充满了静谧。他和我讲诉着他年轻时的故事，讲诉着我爸爸如何脱贫，而他自己为什么没接受爸爸的邀请而坚持当个农民。他说：“你爸爸当年邀我合伙下海经商，可是我坚持当个农民。不是我害怕风险，只是我觉得，人现在是越来越多，农民却越来越少，可农民总得有人去做啊，田总得有人去种啊，不然大家吃什么？伯伯没什么文化，不能干什么大事，但是我还是想为社会尽一份力，尽管我的力只有一点点，微不足道。”他的这席话给我很深的印象，深深地触动了我。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我的伯父，他为什么不卖房治病或者去募捐。他躺在藤椅上，一晃一晃，闭着眼睛，轻轻地说：“募捐？别的人比我更需要社会的帮助。至于卖房嘛，伯父没什么钱了，本来积攒了一辈子想给女儿当嫁妆的钱现在也都被我花完了，我不能给女儿别的了，最起码这套房子得给她们留着，以后她们也有个去处。”他站起来，不说了，陪我去走走，我很久没去地里看看了，伯父现在干不动了，去看看也好。
我陪着他站在田埂上，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我劝伯父回家，而他却说：“等等吧等等吧，我还不想离开。”
可是，不久，伯父还是离开了，留着我一个人站在田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