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我们正龟缩在一间房间里孵着空调，舅舅不知从哪扇门闯了进来：“走，我带你们坐地铁去！”
那时地铁还是稀罕物，前不久刚通车了2号线，恰好有一站建在外婆家附近，然而我们还没有机会坐过。舅舅长得高高瘦瘦，脸上没什么肉，因而五官特别明显，或许是因为这个说话也显得有些疯疯癫癫，譬如后来把“微波炉”念作“微炉波”，把“易初莲花”改成“易花莲初”，在上海话里却颇合韵脚，仿佛一种新的修辞手法。最关键的，舅舅一些胆大的想法往往可以实现，我们便很放心他的计划。这样，我们，我与哥哥，便跟着去了。
地铁车厢空荡荡的，我们所在的车厢，连同前后的，只有我们三个人，或许是刚通车，或许是天黑了，又热，没有什么无聊的人像我们这样，为了乘地铁而乘地铁的。我甚至怀疑整辆车上只有我们，还有司机。舅舅凭他一贯的本领说服了站台工作人员不收费，仿佛这都是理所应当的。其实地铁上已经有了空调，冷气打得很足，可比楼下坐着藤椅摇着扇子要凉快得多，有一会儿我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家不来坐地铁，可当我想到我一个人也不可能叫得动所有的街坊邻居，而坐不坐得上地铁在我看来简直代表了亲近的优先级，我便作了罢。
地铁移动起来的时候我渐渐有些明白了。车窗大得可以躺下一个人，然而外面是霍霍地黑，淡黑中隐隐有几条更黑的线。我在车厢里坐着，耳边风声不绝，却完全丧失了判别自己身在何处前往哪里的能力。黑暗，连绵不绝的黑暗，相比之下打着光的站台仿佛只是缓冲，甚至是大煞风景的懦弱。
是了，地铁终归是地下的住民，是黑暗里的土着，许多年以后，当人们以越来越不堪的方式拥挤上已经四通八达的地铁时，他们在意的也只是目的地：疲惫地靠在近广告牌的车门上闭目的白领，插着耳机盯着手机从不伸手握住栏杆的青年，焦黑的手放在包带上仿佛随时要被赶下车的农民工。每个人都看似很安静，然而没有人听得清地铁的报站；报站的女音显得那么腼腆而羞涩，然而每个人都紧紧绷着自己下车所在的弦。车停了站，里面的人费了大力气才把自己从包与包中，人与人间夹了出来，而外面的人则见缝插针地往里面站——他们在人与人的里面，已然看不到黑暗。
这样便有了一股讽刺的矛盾，慢慢在我现在呆的车厢里酝酿：我的周围没有什么人，风声也掩盖不住轻柔的报站声，然而我是没有目的地的。我只是来体验地铁，现在我正在体验黑暗，从黑暗中呼啸而过的感觉。这感觉在十年后人们已经无法体验，而或许正因为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产生体验的需要，只有到达的需求。东方路站，我们的开始与结束，在十年后改成了世纪大道站，成了四条线路的交汇点。人们从这里去往各处，又从他处赶来这里；十年前这顶上是一个大型华联超市，人们在地面上，在太阳下推着手推车满载而归，而因为要改造地铁线路，地下的空间结构似乎不足以支撑起一家超市，现在顶上成为了永久的工地，至少在我眼里它已经鼓捣了五年。我总觉得，是黑暗吞噬了地上的一切，包括人们。可黑暗仍未满足，还在扩张，它由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般简直让人感到不存在，变成了蚁巢的通道。我不恐惧黑暗，那时是好奇，现在则是敬畏。
那次地铁之旅结束得很惬意，甚至令人感觉不到结束。从头至尾没有人说什么，蜂鸣器与穿堂风还在试探着我们，就像我们在试探它们，舅舅在试探乘务员。那是我唯一一次免费坐地铁，我想那是黑暗给的恩惠。站头后的美白广告效果逼真，可靠在门上的青年只是闭着眼，想着自己的终点站。
六年级:请问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