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我随爸爸一起去郑伯伯家拜年。郑伯伯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是爸爸大学时的同学，用爸爸的话说，他们是“几十年的老友”。我们刚进门，爸爸和郑伯伯“畅叙友情”尚未开始，门铃响了，又来两个拜年的，这是一对年轻夫妇，说上几句客气话，那位女士便开始发红包：这是我们四川拜年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先给我们几个小孩发，然后又给郑伯伯家的老太太一个。老太太满面春风接过来，正欲往口袋里装，忽听那位女士急促地说到：“老太太，真是对不起，红包有点……来，我给您换个大的。”老太太的笑容僵在脸上，不情愿地把红包递过去，那位女士也不好意思地递过另一个红包，客厅一时无人说话，大家都觉得有些尴尬。
我想事情总该告一段落了吧，但这位女士仍坐立不安，手在口袋里不停地摸着。坐了一会儿，她起身去了卫生间，我判断她是检查她的红包去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回来后，清秀的脸涨红了，堆着尴尬的笑容，对老太太说：“老太太，红包又搞错了，真不好意思，应该给您这个。”说着，又递过一个大点的红包，把老太太口袋里已略带体温的红包拿了出来。
过了片刻，年轻夫妇起身告辞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听爸爸和伯伯由“峥嵘岁月”谈到“今日辉煌”。他们正说得热闹，又进来一位男士。他进来就递给郑伯伯的儿子一个胀得鼓鼓的红包，从他的言谈中得知是求郑伯伯帮他办事，突然郑伯伯的儿子发出惊喜的叫声：“这么多呀！”大家一起抬头，见6岁的儿子把红包里的钱取出，放在桌子上，100元一张的，瞧，那一些少说也有1000元。郑伯伯红了脸说：“你……这是干什么嘛！”客人说：“新年嘛，大吉大利图好兆头！”嘴上这么说，脸上却有几分尴尬。我和爸爸尴尬万分，匆匆离开郑伯伯家。
发红包本来是讨个吉利，可今年过年，红包带来的尴尬远远超过给我的快乐。这该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