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海交大呼吁“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时，哈佛却以“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为标杆。前者更注重集体，而后者则偏向于个人。这不仅是中西方道德标准的差异，更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认识差异。
年初时看了一则报道：1月15日美国一架客机从纽约出发后，因遭到鸟群冲撞不得不紧急迫降在哈德逊河上，机长是航龄29年的沙林伯格。他以极其精湛的技术完成了这次迫降，在来回检查了两遍机舱，确定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已安全离开飞机后，他才同意走下飞机接受救援。当时作者向他的美国朋友称赞机长的严守职业道德时，他的朋友反问道：“这是他应该做的，还需要表扬吗？”的确，这在美国并不是个问题。
中国人讲究的是可贵的“四世同堂”，而西方人倾向于独立的“四口之家”；中国人无形中依然遵循“唯读书是用”之道，而西方人享受较低大学毕业率却有更多的诺贝尔得主；中国人拥有更多亲密的朋友，而西方人却经常保持短暂的关系。总结来说，中国人更讲“情”和“义”，而西方人则说“法”和“理”。
法国佳士得拍卖行的拍卖圆明园文物鼠首、兔首的举动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与中国人民的激愤。当通过电话拍卖并以1400万欧元拍下一首的买家现为蔡铭超先生时，中国人无不为之兴奋。可当他一句“我不会付钱”出口时，中国人的心掉到了冰点。于是，蔡先生爽快地支付了违约金，法国拍卖行也只得让其流入“流拍”之属。
蔡先生的解释：“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那时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无可奈何的”，并不具有说服力，他也许过分讲究“义”了吧，却忘了孔夫子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幸好卖家只讲“法”，还未将此行牵到整个中国的份上抗议，看来急中生智下的“耍赖型流拍”，却是情义惹的祸。
也许感情使中国人更为冲动，但这份冲动中有着西方人难以体会的温暖。当全中国人民的心拧成一条绳向每一个在汶川地震中受难的人伸去，我们抛开了救援黄金72小时的限制，在震难两周后也能挽救神奇的生命。这时，我们庆幸与西方的这份差异，造就的是更用人情粘合的中国！
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中国人已逐步培养起“自由之思想”了，这似乎有些与西方同化，但在高速的科技发展中，中国不会忘记以孝为先，以义为廉，求大同亦存小异！
于是，斯坦福的“愿自由的学术之风劲吹”与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产生共鸣，正因有了差异，才有了磨合，产生了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