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回老家为爷爷奔丧，路遇恩师马永旺，一霎间记忆的闸门却倏然打开，儿时的点点滴滴一齐涌向心海。
马永旺老师是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四十岁左右，声音洪亮，治学严谨。他一直带我们到四年级（村小只有四年级，五年级就要到邻村去上了），他的管理向来以严格出名，学生对他大都是敬畏大于喜欢，每次遇到他，我们都是恭恭敬敬的。
乡村是贫瘠的，看学校就会一目了然。院子是光秃秃的一片黄土，举目四望，无遮无挡，田野风光尽收眼底。房子是四间四面透风的旧平房，分作两个教室。窗户和门即便是锁上，我们也能从窗户棱子里、门缝里自由出入。课桌是没有的，几块长条水泥板，在砖头瓦块的土堆上一搁就是了；凳子总是高高低低，千奇百怪，那都是各家的杰作。上下课的钟声也不曾有过，老师嘴里的口哨便是铃声。“嘟”地一响，学生便撒丫子往教室跑。在这种条件下，马老师只有做我们的包班老师，他不仅要教我们语文、数学，还要教隔壁班一年级的学生。上课时，总是一节语文，一节自习，一节数学，一节自习地去上，由于他严格的管理，我们的成绩在十里八乡还算是好的。
那时乡村的闭塞直接影响到教育，大部分村小基本上都是名存实亡。很多老师闲时上课，忙时就让孩子放假回家了。而马老师却很少这样做，实在忙不开了，会偶尔带我们去他家自留地帮忙，现在时髦的叫法应该是社会实践活动，但这种情形很少，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奢侈的期盼了。他总是坚持用普通话教学（他是当地唯一一个用普通话教学的老师），尤喜欢给我们范读，听他读课文是一种很美妙的享受，感觉每个毛孔都舒服。对写字他要求也很严格，写不好的必定要撕掉重写。所以，凡是被他教过的孩子字写得都非常漂亮，而且语文功底相对于其他孩子要好一些。他严格的管理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得以日后成才（当时我们六个同班同学考上了大学，这在村里是一大轰动）。但他严格的管理也给差生造成了困扰，比如说班上有个学习极差的女生，他有时会在考试卷上写上“大笨蛋”三个字以示对给女生的惩戒；学习差又调皮的男生要揪耳朵、打屁股，罚起站来，一站一上午，绝不会心软。这种方法现在肯定是行不通的，但那时对我们的震慑却很大，没有一个人认为老师做的不对，更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或反抗，即便挨了罚，也不会告诉家长，不然，还会有家长的一顿惩罚在后面。我们只有对马老师更多的敬畏。所以，即便是他一两天不到校，我们也会静悄悄上自习，断然不会有一个学生捣乱。
严厉的马老师课下就亲切了许多。有时两个女生闹矛盾不答腔，他也要调解调解。冬天天寒地冻，他把课间拉得很长，总是等到我们踢毽子、投沙包玩到头上冒汗才吹哨上课；夏天是最好玩的了，学校西侧是一条小河，河水是从黄河引来的，河底软软的、沙沙的。我们常常中午不休息，早早来到学校，跳进小河去玩耍。男孩通常要走的远一些，脱的光溜溜的，自由自在；女生则在近处，穿着裤衩就跳入河中。男生一堆，女生一群，别提有多快活。一上课，就往教室飞奔。坐在小板凳上，女生的裤衩还滴滴答答往下滴水。这时的马老师只是严厉地看我们一眼，却从不点名批评任何一个人。我们也知道小河浅得刚没过膝盖，是淹不死我们这些“水鸭子”的，所以马老师的这种沉默无疑是奖赏了。
临毕业时，我特别想送给马老师一件礼物。可那时一元钱的学费都有很多人交不起，哪有“闲钱”买礼物呢！没有办法，只有软磨硬泡，向姥姥要了一元钱作为本钱，批发了一塑料袋糖酥果沿街叫卖。两周下来，我竟赚了3毛钱。花一毛五分钱给马老师买了一张画（画面是毛主席和邓小平亲切握手），剩下的一毛五分钱顺便给另外的一个自己认识的老师也买了一张画。据说，我赠给马老师的那张画在他家堂屋墙上挂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