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一声声喧嚣刺耳的唢呐，冷酷地叫唤仍在梦中国度悠闲漫步的我，拽着一脸的惊恐，我箭步跨到窗前，默默地凝望着肃穆而渐行渐远的车行，一个转身，与父亲游离的目光相遇，无语，惨然一笑，拼命吞咽着梗塞在喉咙的不名液体……
这是我们小镇最古老的送葬方式，虽然哪怕是嚎啕得令人心碎，悲天怆地的呼唤，逝去的人也终以一种平和，淡定的姿势凝固，长眠，不起，但亲人们仍旧选择用一种庄重的方式为他（她）送行――在声声哀壮的锣鼓唢呐声中默默地祈念长睡的人在另一个陌生的国度从此不再苦难，不再烦扰――为的是让他（她）即便生得渺小，也要死得热闹。
灰蒙蒙的天，是否老天欲哭无泪的脸？老伯走得安祥，却也走得匆忙，2005年的钟声刚刚敲响，那张缀满沧桑与坎坷的老脸却再也等不及看到除夕的爆竹，甚至明朝依旧朗照大地的太阳，还有……那围绕在病床前久久不愿散去的亲人满是泪渍，凝固无望的双眼……
老伯的故事，我并不了解得很多，只是断断续续地从父亲那听到关于他的一些残缺的片断。
老伯可以算是小镇的风云沧桑历史的见证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因为担任副县长而无可避免的成为右派批判的对象，满街的大字报，行人愤怒的眼光，或大或小的石头，杂物从不知名的方向无一例外地砸向爷爷。
父亲当时只有十来岁，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和街中央满头污垢，鲜血横流的爷爷，无助，彷徨，而唯有凄厉地痛哭，嘶吼，但却晕倒在街边，众人并没有因为一个无辜的男孩泣血的呼唤而有所动容，反而迁怒于父亲――他们眼中的官宦子弟，资本主义右派分子的孽根，杂物再一次象骤降的急雨纷纷落在父亲身上，老伯当时正站在人群中，一个本毫不相干的看客，此刻却扯开人群，抱起昏迷的父亲狂奔着，仅管腿脚不太利索。于是父亲便在乱世中苟且捡回一条命，那年老伯50出头。
于此，父亲，在那绝情冰冷的冬季，觅寻回一丝人情的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