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多年来对王安石有各种评价：或颂其为融皋夔契之才于一体的贤相，如梁任公；或骂其是集阴险恶毒之罪于一身的奸臣，如林语堂；而我们这代人则知其主张变法。
我看的这本传记，文学色彩很浓，主观倾向很强，参考书目也不少，读后还是颇受教益的。
王安石生于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江西清江，爷爷是进士，爸爸是进士；22年后，王安石也荣登进士，甲榜第四名，开始了传统中国读书人从学子到士子的转变。
当时的北宋，距“黄袍加身”已多年，国家表面上风平浪静，尚算稳定，但积藏多年的隐患逐渐显现：京师里，王公大臣，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地方上，机构臃肿，官员超编，冗兵严重，国防危险，社会渐趋凋弊，百姓生活困苦。“谁令昨夜雨滂沱，北风萧萧寒到骨”、“悲怒百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王安石把一切都看得很透彻，伴随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的丰富，其对朝廷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忧虑也不断深沉，于是提笔写下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思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仁宗不“仁”，英宗不“英”；20岁的神宗继位，青年人激昂奋进，要力挽国势，振赵宋国威。王安石施展政治抱负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王安石变法”，各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纷递出台，全国一派革故鼎新的气象……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国情”，它恪守所谓天命和祖宗法度，忠诚与顽固都到极致。“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这是千余年后作为“同志”的梁启超的感慨，“沉舟”偏要阻碍“千帆过”，“病树”也要压住“万木春”，商鞅如此、吴起如此、桑弘羊也如此，王安石呢？
从王公大臣到豪强地主，但凡稍有话语权，无论出于既得利益还是古怪迂腐，都争先恐后地充当“沉舟”和“病树”，这其中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欧阳修（曾举荐王安石）、司马光（其间编纂《资治通鉴》）、苏轼（晚年“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辙等等，还有人在大相国寺写匿名诗，还有交《流民图》，还有人跑到皇帝面前哭啼……
再想到这几年的困顿劳苦，精疲力尽的王安石提出还乡，神宗勉强应允；但第二年正月，朝廷诏书：王安石继续执政！语气诚恳且坚决，王无奈，又北上，又伤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文人士大夫总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也在“方”与“圆”、“隐”与“留”间痛苦地执著于寻求平衡，外在攻击和不理解良苦用心使步履维艰，内心的焦虑和斗争又何尝不愈加受煎熬？
复官第二年，眼见变法大略已定，修补也在正常运行中，王安石又上三次请求归隐，言辞同样诚恳且坚决，神宗无奈，放行。黜陟沉浮多年，对官场已厌倦，王安石自觉地终结了政治生涯。“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读佛经、作诗文、赏美景、造庭园，从“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喜庆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悠闲到“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余习未能忘”的怀旧，一切都是生活，点滴丝缕皆被柳宗元感知着……
元丰八年，38岁的神宗驾崩，保守派掌权废法，远在江宁、正值风烛残年的王安石含泪北望，第二年去世，66岁。
对于古人，特别是文艺作品里的古人，赞或骂本身已意义不大，取和舍才是精义所在。王安石是文人，是重臣，是文史里的君子，是真正伟大的改革家，是值得21世纪的中国人思考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