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李密虽为同时期人物，但从为人处事的做法和态度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整体而言我更倾向于李密。
第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从夏朝开始的封建等级制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已较为成熟，况且在此后仍延续了一千多年。虽然这些落后的体制如今已不为众人所接受，但在这段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仍为主流，其根深蒂固的程度不是像嵇康这样一个或几个人强烈反对所能抵制得了的，因此必会被淹没在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潮流中。他确实有追求自然的伟大抱负，却只能做人们瞻仰、敬佩的楷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却不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李密也不想做官，并以“孝”为由加以拒绝，他也确实想尽孝道。多数人会鄙夷他在《陈情表》中所表现的卑微，认为显得过于奴性。但是，试想一下，当我们否定嵇康的出世论后，如想践行入世论，不讨好世俗中决定一切的生杀大权的皇帝，何以立足？！卧龙诸葛亮也写过措辞卑微严谨的《出师表》，清高的苏轼、李白也曾出任仕途对帝王三跪九叩。卑微是活于封建思想等级制度下的通行证，要想生存就必须要学会。
第二，从性格方面论：对友人二十年不露愠色的嵇康，却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人，这一点可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犀利的言词得知，并且他的诸多作品均语含讽刺，锋芒毕现。可见他的自视清高、直言不讳与刚正不阿。但相比李密，前者未免有失城府，而后者则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违心写了一篇足以天地动容的文章感动帝王，而其中内心的辛酸与矛盾挣扎我们一概不知，惟有他忍辱负重一人承受，这样的广阔胸襟怎不令人钦佩。再者，当其祖母逝世后，李密如约出任却未一走了之，这也是他对晋武帝知遇之恩的报答。试想如此坎坷的人生经历，能得到诸多官员的认可与皇帝的多次的“诏令特下”，何尝不是最理想的出仕方式，足以光宗耀祖达到人生理想，实为人性回归与人格的反照。如此有情有义真性情的男人，方知人情冷暖，更明情趣。
最后不免谈及生命的价值。暂且不夸嵇康在音乐、书法、玄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单单他一贯的思想就足以惊世骇俗——不屑权贵、抨击当代虚伪礼法与趋炎附势之人。这在以礼法治国的晋朝即意味着否定今王，挑战皇权威信，晋武帝怎会容他安度年华。此一去唯留下生前文稿、美名与桀骜不驯，及亲人手足与何止三千仰慕者的伤痛与遗憾。嵇康是为自己的傲骨而活的。李密呢？以言语搪塞这只恶虎，为祖母送终，与妻偕老，官至太守。他不与权贵同伍，最直言切责，独立于世，足以见其并不为卑微的言语而扭曲人格；他政令严明，政绩显著，坚毅执着地造福一方百姓，闪耀人性光辉。他活着为了更多人更好地活着。
总而言之，青史上嵇康定有比李密高洁得多的名声，而李密的隐忍、耿直、忍辱负重所包裹之下的，是人性最真诚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