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故事【篇一】
今年88岁的郭枫是个有着66年党龄的老党员。
出生在大连的郭枫，从小学习的是日语，接受的是奴化教育。上中学时，她才从常年在外跑船的舅舅那里得知：我们的家乡是在日伪政权统治下，我们的国家是中国!少年郭枫感到很震惊，爱国的情怀第一次被激发出来。
郭枫的姑父在村里开当铺，他常向郭枫讲述关于救国的事。后来郭枫才知道，姑父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从姑父那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观念在她心里扎下了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了她的梦想。
1947年，郭枫参了军，成为一名报务员，后来从辽宁辗转到了江西，其间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1950年3月，组织上接受了郭枫的入党申请。支部大会上，大家对自己的评价和期望，郭枫至今印象深刻：大家都认为我对党忠诚，工作勤勤恳恳，就是脾气太急躁了。
当支部书记正式宣布接收郭枫为预备党员时，她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虽然那时候并没有统一的入党誓词，但她依然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决心永远忠于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她还记得会上，大家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我们当家做了主人，都铆足了干劲，想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1983年12月16日，55岁的郭枫从交通部正式离休了。刚离开工作岗位时，她心里空落落的，想起入党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誓言，怎么才能为国家、为党继续作奉献?闲不住的郭枫主动给自己找事做。她参加过街道居委会的工作，75岁时又担任了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党务工作一干就是13年。性格耿直的她如今看到不合理的事，无论大小，都会站出来说一说。小车不倒尽管推，我愿意为党做更多的事。
我的入党故事【篇二】
时间的流逝总能冲淡脑海中的许多记忆，但有些事却历久弥新，永远不能忘怀，就如我的入党故事。1987年11月24日，20岁的我成为了一名派出所民警，当时的所领导对我说：小伙子要什么都会，多下基层了解民情，增加社会阅历，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党员，但是要以一名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当时我只知道成为民警就应该做到让群众满意，成为一名党员似乎离自己还很远。工作期间，我一边虚心向前辈学习，一边努力工作，内勤上的工作主动承担，辖区里的邻里纠纷主动帮忙化解。为了弥补知识的空缺，我又利用空余时间进行在职学习。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我渐渐了解到民警并不像表面那样来得光鲜和体面，更多的是责任和担当。民警担负着惩治犯罪、调解纠纷、助力和谐的重任。在紧张的抓捕中，正义得到伸张;在耐心的调解下，破镜得以重圆;在艰难的执行中，权益终得保障。为了这些，民警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而那些冲在前、干在前的民警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共产党员。那时自己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该多好。
看着年龄比我大的同事陆陆续续都加入了党组织，羡慕之余，入党的念头也更加强烈。1989年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也更加积极主动，并不时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在连续两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经党支部讨论，我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欣喜之余，我也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了。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民警，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加班加点努力工作，工作成绩较好，得到了同事和群众的赞许。之后由于派出所改革，我入党的事由于种种原因被耽搁下来。尽管这样，我从未停下努力成为一名党员的步伐。
1997年3月1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我的入党故事【篇三】
我的老家位于江苏徐州东一百多里的偏僻农村，1938年初日寇进村之前，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队早就闻风而逃，一批散兵游勇纠集当地的地痞流氓纷纷拉起队伍胡作非为，弄得人心惶惶。随后日本鬼子来了，施行三光政策，无恶不作，那些土匪，散兵大都投靠日寇，为虎作伥，鱼肉百姓。
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在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我们的家乡，给我们讲抗日道理，组织我们成立抗日团体，让我们看到了光明和前途。当时有一部分八路军伤病员在我们村里休养，我和一位十六岁的小八路交上了朋友，我和他商量要跟他去打鬼子。1939年春节过后他们要回部队了，我怀着对日寇的仇恨，瞒着父母跟着他们跑去当了八路军。到了部队后领导见我这么小就让我留在后方八路军挺进纵队南进支队后方办理处。分配我到宣传股油印组当小鬼，开始时是打水扫地、裁纸等勤杂工作，后来环境熟悉了就让我送宣传品、送信、甚至传递情报，近的三五里路，最远十里左右。外出执行任务都是单独一个人，当时周围十多里以外就有敌人的据点，遇到问题全靠自己解决。期间我被狗咬过，被汉奸和鬼子盘查过，还有一次为了过一条小河差点被淹死。幸而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这年十月，部队实行精简，动员我回家，虽然我很不愿意，但上级决定我只得服从而且领导还表示以后经常和我联系。回村不久组织上真的派人来找我了，要我在村里组织儿童团。我组织二十几位小朋友，我也自然地当了团长。我们的任务是白天站岗放哨，夜间轮流放哨。
1942年底，日寇更加疯狂了，为了让主力部队能机动作战，上级决定各乡成立半脱产的基干民兵队，坚持当地武装斗争，我终于能领到枪参加军事行动了。我的职务是通讯员兼侦察员，发给我一支土造的驳壳枪。从此我就往来于附近敌人经常活动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穿着本来就很破旧，根本不用化妆，只要根据需要拿上适当的工具就可以了。这时我觉得我已是大人了，何况手里有了武器，所以一有任务就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我都毫不迟误，每次都能快速完成任务。
1943年是我们那里斗争最艰苦的年月，宿营每晚都要换地方，有时一夜要换好几个地方，供应严重不足。到了1944年形势有了好转，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希望。
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经过多次申请和党组织的培养及考验，就在1944年6月7日晚上，在一座废弃的炮楼里，党组织为我举行了入党仪式。只有支部书记、介绍人参加会议，我在油灯下举手宣誓。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年八月我又一次瞒着父母参加了人民军队。我一个农村的穷苦孩子从此真正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