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我跨入初中大门，刚满13岁。因为小学毕业没考好，没能进区办集中班，只能继续在本乡田保学校念初中。
小娃娃很会忘事。两月暑假一过，小学毕业考试失利的遗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背了书包和一群大大小小的伙伴雀跃般地涌向学校。
我们对英语感到很新奇，因为小学与初中的教室仅一墙之隔，常听初中生念“古得摸您”（Good morning)，“阴沟里稀”（English)，觉得十分滑稽和好笑。于是，很盼望英语老师教我们念书。
开学第一周，却始终不见英语老师，我们挺着急。班上有几个胆大的留级生，对班主任说：“英语老师怎么还不来呢？”
“穷山沟，英语老师不好找，正在物色呢！”
“那落下我们的课，咋办？”
“你几个倒假装正经。老师来了，只怕你又不好好地学。”
也许是同学吵得凶吧！三天后，班主任领来一位胖乎乎的女子，嘈杂的教室顿时静下来了，像枪响后的山林，百鸟哑声。
“同学们，这就是我班的英语老师——刘芬老师，希望你们要听她的话，学好英语。”
我们都抬起了头，打量着这个身材有些矮胖的老师。我们有些失望，因为想象中，英语老师都漂亮洋气时尚，有点像电视里的明星。她不该是这样子，短发齐着脖子，脸色黑红，鼻宽眼大，嘴角边有个显眼的黑痣，像刚从庄稼地回来，身上带了些土味。学生窃窃私语，谈论着她的扮相。刚开始，大家对她倒很恭敬，但时间一长，新鲜劲儿一过，学生便开始散漫起来。同学们都不叫她刘老师，而称作芳老师，背地里喊她“胖大姐”。
那时，农村学校没有英语磁带或录放设备，全凭老师口授，除了上课讲读，平日里学生都不说英语，所以英语成绩普遍差。但芳老师很想教好我们，她常说：学英语很重要，往后出国，国外的厕所都写着WC，若不认识，那不是活活被尿憋死。但我们不以为然。因为大大家认为，出国不是这辈子能够做的事。
她对我们的要求倒有些高，但又缺吸引学生的教法，每教一课，就要我们背诵。每天放学前，她早早来到教室门外候着，只等下课铃声一响，就挤进来宣布：课文背了，才可以放学。同学就把课桌拍得“噼噼啪啪”的响，以示抗议。俗语说：上对政策，下有对策。学生自有妙招对付，便用汉字给英语单词注音。如：school记作“是孤儿”，teacher记作“踢球儿”。我们朗读或背诵时，自然有些阴阳怪气。不知谁泄了密，让芬老师知道后，她大发雷霆，脸胀得彤红，眼睛鼓得似铜铃，一通理论后，她把全班学生的书收起来，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用黑笔涂去拼注的汉字。于是每位学生的书上都有整齐的黑色条块，成为学校一大“景观”。
有人在班上散布消息，说芬老师不是公办，而是代课老师。她的威信便降了许多，更何况她长得又不美，背不得书的学生便对她怨恨起来，最先闹事的是留级生杨虎。那是初一春季开学不久，操场上的一株杏树正开出满桠粉嫩嫩的花朵。芬老师守着我们背书，杨虎趴在桌上假睡，芬老师喊他，他不理。于是，芬老师走过去摇他胳膊，他就“唰”地一声站起来，高过芬老师半个头，怒目以对。芬老师说，杨虎，你今天背不了书，莫想放学。杨虎回敬道，老子就不背你这“阴沟里稀”，你妈个代课的，我不怕你。芳老师气极，去讲桌上拿教棍，杨虎见势不妙，便沿着教室的空道跑，芳老师在后面追，可就是打不着。我们乐得拍手大叫，芬老师的泪水从眼角边簌簌下落，她呆呆地走出教室，全班一欢而散。于是，背书被迫取消。但她对我例外，仍背。
初二时，我得了痢疾，肚子又拉又疼，差点失了元气，我躺在寝室的木楼板上。同学都去上课了，寝室静得有些怕人，我正难受，“哎哟哎哟”地叫着，只见芬老师拿着一罐东西推门走了进来，嘴角的黑痣漾着笑意，她说：“这是自家产的蜂蜜，治拉肚特灵，我拿来给你吃。”我正无胃口，嘴里淡漠拉叽的。我接过蜂蜜，吃一口，好甜！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很舒坦。她很满意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啜。这是我首次吃蜂蜜，也是平生吃到最纯甜的蜂蜜。待我将这罐蜂蜜吃完，病就全好了。此后，我对英语刻苦起来，算是对她回报吧。那时小心眼的我，对读书的认识是多么肤浅啊。
我马虎粗心，总把单词记不完整。其它科都不赖，偏偏英语不及格。课上，芬老师的大眼睛总是盯着我，生怕我走神；朗读时，她也总是默默地来到我身边，从学生嘈杂的读书声中，侧耳听辩我的声音，时不时地纠正我错误的发音。她也多次找我谈心，说我智力好，是升学的苗子，要我必须学好英语，不要偏科。还给我送了些彩色的单词卡片，让我放在兜里，随时读随时记。我照着做了，果然英语成绩“噌噌”地往上窜，如雨后的笋子迅猛拨节。初中毕业，我顺利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实现了农家孩子梦寐的希望，跳出了农门，成为田保学校建校以来第一个直接考入师范的学生。
我曾给她写过一封感谢的信，她回信反说要感谢我，因为我给她争了光，长了脸。假日里回家，学弟学妹总是对我说：“芬老师常常把你挂在嘴边夸着哩，叫我们要向你学习。”听了这话，我心里美滋滋的。
师范毕业后，我回到母校任教，倒不好意思常去她家窜门，显得有些生分，但打心眼向着她。那时，芳老师大约30岁，脾气不太好，人缘也不太好。一次，一位长舌的同事背地里嘲笑她：我们的芬老师成老处女了，怕出不了“口”哩！我按捺不住，与之争执起来，说，你是啥东西，你还不如她呢！当时，我有个隐密于心的朴素想法，芬老师如真嫁不了，我倒要照顾好她一辈子。
那是红杏挂满枝头的时节，我得知一个天大的喜讯：代民师转公办。我拿着文件争奔而去给芬老师看，她欢喜之极，邀我去下馆子，点了几个菜，要了几两白酒。她由喜而悲，边说边掉泪，向我倾吐她的心酸事，说家穷拿不钱找好的工作，说位卑被人瞧不起。她的心如决堤的洪流，泛滥地冲向原野。我陪着，听着，也找不到劝慰的词语。是啊，芬老师受的苦太多了，让她尽情地宣泄吧，不过现在好了，也成公办了，她可以愁眉长舒了。而后，芳老师经人介绍和县城一位离婚老师结婚，接着，也调进县城一所中学，我们各忙各的事业，几乎未曾谋面。
再一次相见，却是我躺在医院的重病房，周身冒着虚汗。她领着几个学生进来，脸色黄黑，鬓发微乱，身材似乎比以前更粗矮些，岁月的艰辛刻满脸庞。她说得知我得了重病，急忙在班上搞了募捐。还说我要放宽心，现在医疗技术好，能再创生命奇迹。我自知病重，而她的一席话，突然让我大悲大恸，好像积压心头的绝望和强忍的痛苦霎时破空而来。芬老师抱住我瘦削的肩，也泪流满面：苦命的娃儿，老天真是瞎了眼哪！泪水流完，我的心情倒畅快了许多。
听人说，芬老师这些年也过得不易，老公原有一子，患间歇性癫痫和精神分裂症，常年服药，家中经济可想而知。我没给尊崇的芬老师分忧，倒让她为我着急，我像犯了大错的孩子，羞愧难当。芳老师又来医院好几回，给我钱，我总不要，她生气了，说，小州，你病好了，就是老师最大欣慰和满足，你不能让老师的失望，更不能伤了老师的心啊！当时，我枯竭将灭的心灯突然就耀出光来，我不能萎缩地倒下，我一定要战胜癌魔，光彩地活下去！
真的，奇迹就发生了，我终于挺过了这道坎，又回到了杏花飘香的校园。
细微处的关怀，最让人感动。我写着这些点点滴滴，备感温暖，芬老师对我人生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我无以为报，唯作此文，说出对她的爱与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