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半个世纪之久的明朝，宁波月湖西畔，一位身着朝服的官员背着一只近乎磨白了的蓝布包袱，手中紧紧攥着一张卷边的墨纸，伫立在湖边，朝着远方的晨曦久久凝望。他是范钦，他在寻找下一个文脉连接处。
范钦一生辗转各地，最高官职以兵部右侍郎为终。很难想象，如此一位官吏，竟然与藏书这一项事业存在交集。余老就曾在《风雨天一阁》一文中作出了个人的见解——先是功利，再是热爱，最后坚守。不可否认，范钦的藏书事业着实创造了一番辉煌，但是藏书事业的开始却是以谋求仕途高升为目的的。但是，在收集了各方政书、实录、地方志后，范钦在机械的搜寻、研读、实践官场理论后，恍然发觉自身兴趣似乎与藏书开始了一段似有若无的微妙关系。适逢此时范钦在官场上遭受诬告而因“廷杖”入狱，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他一心求官酬志的热情，却转而将这似火热血一门心思抛洒在壮阔的藏书事业上。退去朝服，范钦走得更加轻松；抛去杂念，范钦找寻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脉，传承的是延绵不断的文化基因。
范钦的热爱和坚守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以至于这座始创明朝的天一阁能够逃离朝廷的搜刮、战乱的危难与水火的无情，如今已并入于世界三大家族藏书阁之列。但就像余老在书中反复提及的，藏书虽然完好的保存了，但如果没有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再多再好的古籍也只能沦为一堆废纸，在中华文明的缆索上发出沉重的叹息。
“藏”不是终极目的，藏书的关键在于将其广泛传播。伟大藏书家范钦在这一点上确实略有欠缺，所以更需要如今的我们担起使命。在多元文化竞争的社会转型期，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层精神内核，将其坦示世界成为了我们的共同责任。同时，我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传统到底应该用何种方式健康久远地传承？不经联想到对待韩国泡菜申遗事件，与其计较泡菜的原产地在不在中国，四川泡菜的味道有没有韩国的好，不如将目光着眼于传承、创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传播而论，不能持有故步自封的态度，更不能不问目的愚忠式地传递责任，而是要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与世界各地区特色文化的交融互鉴中迸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以一种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