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儒家文化，吉田茂的小册子里多次提及。吉田茂的小册子《激荡的百年史》第4页写道：“士（武士）、农、工、商这一身份等级制度，一直束缚着日本人的生活，甚至文字和语言的用法等细节都有严格的区别，儒教道德在社会关系中成了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关系的基础。而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封建秩序，对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不感兴趣。”这些说法当是客观真实的，尤其是“儒教道德在社会关系中成了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关系的基础”，可谓对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一语中的。
儒家文化为中国春秋时期孔子所创，其倡导是封建等级制度下的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带有封建糟粕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所谓的仁，说白了就是要黎民百姓对统治者“仁”，要有逆来顺受的小绵羊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不能“犯上作乱”，否则便是“大逆不道”。而统治者对人民却是高压下的暴政，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吃人”，但所有这些在统治者的眼中却是“天经地义”，是“上天注定”，平民永远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儒家学说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虽然儒家文化千古功罪，但它不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粹和宝库之一，其中又有至今不失伟大的光辉思想，但也有不少封建文化的思想糟粕。它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却随着社会的进步又阻挡了历史的车轮，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毒害着新的时代。这就需要当今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对儒家文化进行扬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这一国粹进行保护的同时，也要批判和剔除其中的糟粕。
吉田茂说：“日本没有使它受到威胁的临近大国，只有一个给它输入文明的相隔较远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日本人很早以来就醉心于中国，一直是不遗余力地输入中国文化。”（《激荡的百年史》第14页）“明治时期日本的发展，只有立足于过去日本的遗产之上才有可能。比如，努力工作而不滥肆挥霍这样一种道德观念，就是儒教的遗产。”（《激荡的百年史》第17页）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管是别国的领土还是文明和文化，狼性民族总喜欢将别人的据为己有！中华民族也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外国文明和文化的这种精神，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谁先进就向谁学习，既是自己的，一旦陈旧了就不能死抱着葫芦不开瓢，要在自己已有的文明和文化基础之上，学习先进，赶超先进。而不能总是认为自己伟大，别人不如自己，自己落后了还在高歌自己原来如何如何伟大，不愿意承认自己眼下的落后和所传承的某些腐朽，那样会永远落后于世界。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中的儒家文化已非孔子时代的原貌，而是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们的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但却随着历史的推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走向反动，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儒家后学针对帝王集权专制的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孔子后学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教，独尊儒术”的主张，作《春秋繁露》一书，其大一统理论来源于孔子的《春秋》。以前所有的帝王、国君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权位，而刘邦出身布衣，君临天下后就需要新的理论支撑。针对加强帝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君权既然不是受命于祖先，就一定是受命于天，据此他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学说。针对土地兼并问题，董仲舒发挥儒家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针对为人处世标准，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封建时代的孝道。
“三钢”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封建道德关系。君若要臣去死，臣必须无条件服从，必须去死，否则就是不忠；父亲若想让儿子命亡，儿子必须无条件照办，必须命亡，否则就是忤逆不孝；女子嫁给某个男人，就要无条件维护这个男人的利益，就是被打被欺负也不能还手还口，叫死就死，叫活就活，男人如果先于女人死掉了，女人不能改嫁，必须就一而终，否则就是不贞不洁。这些思想在民间的灌输实施，有力地巩固了帝权，维护了统治秩序，但却把亿万黎民百姓压在了“封建大山”之下，暗无天日，水深火热，永世不得翻身。“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封建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南宋朱熹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北宋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统称程朱理学，也称程朱道学，是儒家流派，也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与道教认为道是万物之母类似，而且理是善的，理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理的本性，社会便失去礼。朱熹建立的思想体系含有董仲舒的纲常，也有道教的清净，还有佛教的哲学。朱熹论学的思想基础是无极图，无极图是由汉朝道教徒所著的炼丹秘诀，经唐朝末年道教徒总括秘诀制成的。朱熹论学的祖宗是孔子，属于儒家，不属于佛教，论学的最高宗旨是证明董仲舒的“三纲”是永恒真理，而“五常”又是服务于“三纲”的。佛教出家乐俗，破坏了“三纲”，道教讲清净无为，也对“三纲”不利，所以论学痛斥佛教，道教也连带着受到牵连。
由此可知，汉代之后的儒家理论亦非孔子的原始儒家理论，也不再是原貌的“孔孟之道”，发生了大的变异，儒家文化自汉代董仲舒之后加入了更多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糟粕。
在儒家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中国的官本位意识形态依然十分严重，甚至成为大多数国人作为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这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背景下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时时处处禁锢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中国很少出现除了达官贵人之外的布衣百姓中的伟大人物，再怎么伟大的人物都需要有个彰显身份的官职衬托，否则是不被国人认可的，也不可能万世流芳，要想万世流芳只有削尖脑袋当了官员方可。这样的中国岂能不落后于世界？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对于黎民百姓而言，宣扬的是东方食草性民族的小绵羊精神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儒家文化主要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为如何束缚平民百姓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让贫民顺从，服服帖帖，与中国狼性的《鬼谷子》利己损他的思想观念大不相同。
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对教育进行变革，“在这些学校里，不实行那种学习古人之道的儒教教育，而代之以西方军事学和有利于培养人材（才）的‘实学’，以使这些人材（才）具有足以应付困难局面的智慧，意志，和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激荡的百年史》第18页）。“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迅速近代化，使人们在醉心于文明开化等方面出现了道德上的混乱。这是在输入外国文明时必须付出的代价。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孕育着一种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统一的危险”（《激荡的百年史》第22页）。“当时有个学者曾说：‘孔孟之道既衰，西方理学未入，宛如日已没而月犹未升时之状焉。’”（《激荡的百年史》第23页）
过去的日本遵从儒家道德，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却毅然抛弃了中国的儒家文化教育，而且他们的教育使得日本很快崛起，使狼性的民族更加狼性。新的时代，中国欲要实现民族的伟大梦想，这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需要思考的课题，更是对儒家文化提出了挑战！今日之中国似乎别个人有想恢复儒家道德的意味，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幌子，重新遵从“孔孟之道”的儒家封建道德，依然再宣扬和推行森严等级、上尊下卑、愚蠢效忠，试图将儒家文化置于马列之上，党的章程里可是没有高举儒家文化这一条！新的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梦，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决不应该是儒家文化中的封建糟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决不应该是变异了的、渗入诸多封建糟粕的“孔孟之道”！
虽然日本抛弃了儒家文化教育，但今天的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却风起云涌，似乎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地得到光大发扬，使得国人为之自豪不已，感到中国文化再次占领世界高地，甚至个别人开始夜郎自大，觉得儒家文化成了世界上唯一最最伟大的文化！其实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只是以孔子冠名，宣扬的是中华文化或者汉学，决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单一的儒家文化，更不是仅指“孔孟之道”。弘扬中华文化是好事情，应当为之高兴，应当为之自豪。但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千万不能一股脑儿地认为传统文化之中什么都是好的，甚至认为当年根本就不应该推翻“三座大山”，那样会使自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魂们地下流泪！
“这些政策，对于唤起近代化所必需的思想方法的转变，例如，从鄙视赚取金钱的儒教道德向奖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激荡的百年史》第10页）“国民的消费态度，带有强烈的儒教道德特征。这种道德观念，一方面他把获得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妨碍了产业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奢侈是一种罪恶，从而促使人们踊跃储蓄，有（又）帮助了产业的发展。”（《激荡的百年史》第12页）儒家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些装的很清高，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好像与柴、米、油、盐素无瓜葛，既想吃猪肉，但有想装着不知道猪肉是要杀猪的，彰显着一种虚伪君子的形象。所以，老百姓说孔子及其子弟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儒家文化中并没有鄙视赚取金钱，这样的脏水不能随便乱泼。儒家讲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吉田茂这样写，分明是在嫁祸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虽然有不少封建糟粕，但吉田茂所说的挣钱问题不符合事实。其实，孔子的弟子端木子贡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儒商，他曾用自己的经商利润资助孔子周游列国。端木子贡的经商讲得是公平交易，金钱取之有道，讲诚信，凭良心，不挣昧心钱，不搞假冒伪劣商品进行坑蒙拐骗。
而如今国人的经商之道，多追随《鬼谷子》中的谋略之术，台湾和大陆的一些学者，还有作为人民喉舌的媒体，也在为此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出谋划策，的确是当今社会的悲哀！《鬼谷子》一书是后人依据鬼谷子言论整理而成，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的是谋略，如今多被国人用于经商，儒商之道似乎已经很少有市场了。《鬼谷子》的精髓就是“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鬼谷子》探求的是眼下现实的生存取胜之道，只要能够获胜得利，对方是死是活是无关紧要的事，原本消费者是上帝，但却被经商者当成了敌人。好听的说法叫谋略，不好听的说法就是诡道、阴谋、阴谋诡计，多数情况下是不讲道义的，“兵者，诡道也。”但《鬼谷子》又是最务实的，是当今军事、外交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当下在民间似乎要比其他诸子百家更具有生命力。要是《鬼谷子》一书不被用于中国的民间，而是用于对敌斗争，用于捍卫国家主权和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等上层建筑领域，那该多好啊！如今《鬼谷子》一书广为民间散播，如果被君子所用利国利民，若被小人所用，则坑国害民，实在令人忧心！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谋略文化，该不该在民间广为传播，该不该成为当今社会的经商之道？我只有举头问苍天了！
日本明治初期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教育、法律、艺术和宗教等，以促进日本的文明和近代化，日本称之为“文明开化期”。这一时期日本彻底抛弃了东方民族宣扬等级制度和驯养人民小绵羊精神的儒家文化，开始了狼性文化的学习，开始学习西方列强们的“森林法则”和西方军事。这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培育了日本狼性民族的冒险精神，激发了狼性国民青春活力的蓬勃旺盛，并最终导致狼性的日本走上“文明的征服和冒险”之路，其实也就是走上了侵略别国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