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周氏兄弟”是两个不能避开的山峰。所以，我们几乎养成了一种不良习惯，说到杂文言必称鲁迅，而说到散文就一定要谈到周作人。鲁迅的杂文辛辣而锋芒毕露，周作人的小品文静默而平和冲淡。从小我们就在鲁迅的“国民性”教育下成长，对人生的很多东西，常常只看到黑暗，而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现实。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从周作人身上去看看知识分子在现世中为文为人的艰辛努力，以及处理现实景遇时候的圆和通透。在历史与现实的两难中，我们看到一生寂寞的周作人身后并不寂寞。在他身上演绎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散文史上历来论者都推崇”平淡”的境界，以为是散文的极境，而且，不少人认为，周作人的散文小品之所以在现代首屈一指，就是因为他做到了真正的平淡。
陈思和在《关于周作人的传记》中说：“他在拒绝了政治力量后，奇迹般地在自己的专业－－散文创作上建立起独创的价值标准－－美文。”由于周作人对闲适达观、“微妙而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包含着超越于那个时代对于理想生活环境的认识，他的散文在渊博和优美两个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顶峰。然而，周作人的“闭门读书论”也好，“夜抄公”也好，都是在逃遁现实无情的围捕。这不免让人想起了中国士人的隐逸，或者和尚的遁世。周作人曾说：“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的，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的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农工，不再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办法要留住他。”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心目中的隐士，是一些胸怀理想和抱负，在经历了浩劫动荡之后，对社会和理想产生了悲观绝望情绪，而后消极遁世的人。这就是知识分子固有的骨子里的“济世”情结。然而，周作人并不是一味的想着去“济世”，在1921年的散文《胜业》中，有这样一句话：“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周作人看到了现世的人和事存在着种种的危难，然而他更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渺小，于是他便退而求其次，为自己营造一个“平淡”的象牙塔式的“自己的园地”。
鲁迅当年批评朱光潜的“静穆论”时说：“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这话很对，其实因立‘极境’而陷入‘绝境’者，又何止文艺？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在开始的时候也是相当激进的。我们看看《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论“黑幕”》等等，都是相当激进的，而且并不在鲁迅之下。然而或许是从《乌篷船》、《喝茶》、《故乡的野菜》起，周作人就“平淡”开了。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的思想感情却实是忧愤抑郁，即使是他后期被林语堂讥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的抄书体文章，也不能摆脱郁愤的底子，如果仅仅是把这些文章看作知识性小品，那就太遗憾了。举个例子，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虫鱼小引》，名为“草木虫鱼”，应该是很闲适平淡的了，可仔细一看却不是，几乎通篇都是在说反话，讥讽当时的言论没有自由。最后一句“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嘛”，愈是刻意宽解愈显出其无可宽解，貌似平淡实则沉痛，正是周作人惯有的笔法。
周作人也说自己写文章并不能做到平淡，在《自己的文章》里，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乏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最缺乏而不能做到者也。”这并不是刻意的自谦，而是实话，周作人心目中的平淡之境与他所做到的并不相同。在《药味集·序》里，他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这里他已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与不平淡。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似乎也视“平淡”为散文艺术的极境，舒芜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大规模地否定自己，有近五十万字的文章不肯收入文集（这五十万字大部分是战斗性较强的文章），就是虚悬了一个极境而使自己陷入绝境的结果，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中国文人，能摆脱“极境意识”的，大概只有一个鲁迅，他否定永恒，渴望速朽，其中蕴涵的通脱深透的精神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这也是鲁迅的难及之处，可怜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大骂鲁迅的“心胸狭窄”，看来，鲁迅终归是寂寞的。
周作人《木片集》里的一些文章，的确平淡，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思想上很放不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旁征博引了，语言也刻意地往通俗浅白的风格上靠，所以其艺术水平比之先前的《药味集》、《书房一角》反而大为下降。散文，即使单从审美的角度考虑，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很多时候，思想也是一种美，深度也是一种美，而美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和深度？仅仅把握住一种抽象的气质，或平淡或沉郁，远远不够。周作人的散文之所以高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人，从大的方面说，一是在于其貌似的“平淡”与实质的“不能平淡”之间产生的艺术张力；二是文体与风格的复杂多变，早期、中期、晚期，各有一番天地，甚至同时期的文章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而林、梁诸人则都不免失之单一，先人论文时所谓名家只有一种味道，而大家却是多种味道的杂糅，用到周作人这个散文大家身上很有道理。正如何其芳在《两种不同的道路》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一个使你兴奋起来，一个使你沉静下去。一个使你像晒着太阳，一个使你像闲坐在树荫下。一个沉郁地解剖着黑暗，却能给你以希望和勇气，想做事情，一个安静地谈说着人生或其他，却反而使你想离开人生，去闭起眼睛来做梦。”这是一种对人生和现世的思考，是沉默的思考。
在《夜读抄》的后记中，周作人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他似乎有太多的无奈。就像他在《过去的生命》中写到的，他只能默默地看着生命流走：“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是一行也不能写，一行也不能写。”这是他1921年经历一场大病是写下的，在这场病痛中，他已经体验到了什么是死亡，以及生命本身虚无的意义。
于是，我想所谓周作人的平和冲淡，也不过是文人在现世里寻找安顿自己心灵的方式罢了。在剔除了“平淡”文字的背后，有过多的无奈，有过多的失语，有过多的静观人世的悲凉，我俨然看到一场贴着土地的鲜血淋漓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