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这样笃信着“活的正在生长”的力量，鄙弃“渐就灭亡的事物”，所以他对于正在新生的东西总是爱护不遗余力，而对于朽腐的东西则攻击不留余地。当“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说着“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的时候，鲁迅斥责了他们的狂妄，他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
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找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是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坟•未有天才之前》)他对于文艺的态度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间题的看法也是这样。他的爱护“幼稚”与“嫩苗”的精神使他成为青年和孩子的良师和保姆，他的痛恨“老衰和腐败”的思想使他成为旧社会的叛徒和死敌。虽然鲁迅深信“黑暗及其附着物”迟早要归于灭亡，但他又明了黑暗势力是决不会自动让位于光明势力的，因此暴露黑暗世界的真面目，让大众清醒认识敌人营垒的丑恶、虚伪、卑污与脆弱，不但足以增长大众反抗社会的警觉和勇气，而且可以指示大众变革现实的出路与方法。
鲁迅的尖锐暴露现实的艺术，正是他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能够吸引群众震骇敌人最有力的因素。他曾自白了他从事文艺运动的旨趣: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今，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