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贵其真也。无论直率或含蓄，“真”便足以成为语言艺术的魅力所在了。
谈到魏晋文学，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是绕不开的话题。我们常说“嵇诗清俊、阮旨遥深”，其二人虽并称于世，却在性格上有显著的不同，这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说话方式上有很大程度的体现。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谈嵇康：“嵇康的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又言：“对其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嵇康是直率而纯粹的，他陶醉于竹林和庄老，不愿屈服于世俗权贵，对当权者的威逼选择直面反击、嘲笑。他的诗歌更是他个人性格的最佳展现，所谓“嵇诗清俊”，指的是清新而俊切，词锋爽利，如“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发扬显露、才高志逸。
相较而言，阮籍的观点更偏向于避世求和。在政权频繁交替的昏暗时期，他既有同嵇康一样放浪不羁的情怀，也有在乱世之中为保全自己而委曲求全的一份苦心。他的诗歌之所以能达到如此的高度，正是因为他有这种互相矛盾的两重痛苦与悲哀，因此他的诗作是“意旨遥深”的。在《咏怀》组诗中，他往往利用对自然兴衰的感慨来暗喻对当权者的不满，用对人世变迁的叹息来表达对时代、对无法自我实现的失望。这样的诗作，抑或是说如此含蓄的表达方式，品读起来就有了多层的含义，给人以更多的联想和推敲的乐趣，赋予了更广阔的意义与价值。历史上很多知名的文人也有善于利用含蓄的语言表意的优点，不将话说透，从而使文字更深隐，这在《论语》《老子》等名篇中屡见不鲜。
归根结底，一个人的说话方式、语言特点，其中蕴含了个人的经历与性格。直面积极的人选择直抒胸臆，内敛的人则喜爱含蓄表达。从术价值来看，委婉含蓄的方式似乎因表意更丰富而略胜一筹;但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两者并无高下之分，这就是为什么嵇康和阮籍都受到了古今文人推崇的原因，因为从他们不论是含蓄还是直率的语言中，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从诗歌中隔着时空去感受其当时的处境，并为之所感染、打动。
人在本质上有着求真的特性，因此我们往往更愿听到别人真心的一句鼓励或批评，而非虚情假意的称赞或奉迎。当你违心地说出假话时，语言中代表个人情感和性格的真实之美，便随之消失殆尽了。语言的艺术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而非单纯的华丽辞藻的堆砌和滥用。
王尔德的语言是以简单著称的：“有自由、书本、花朵和月亮，试问谁会不快乐?”如此简明的话语却能被称为名句传诵，正是由于他所向内倾注的那份真情实感，激起了阅读者内心的共鸣。
陶渊明则是委婉含蓄的，仅凭一句“欲辨已忘言”便成为文人墨客学习的榜样。苏轼亦评价他道：“古今贤者，贵其真也。”诚然，贵其真也。无论直率或含蓄，“真”便足以成为语言艺术的魅力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