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大约是讨论人文精神最热闹的那阵子吧，有位当医生的朋友曾这样对我说：“设想某天早晨一觉醒来，有一号职业的人忽然全体消失，蒸发掉了，无影无踪了，这世界却丝毫不受影响，人们照常工作、吃饭、休息、玩乐，时间仍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职业呢？”趁我一时语塞，他立即代我回答：“就是像你这号搞文科的知识分子。”我向来和他抬杠惯的，这次却还没来得及说“不”，就已经自己泄气、服气了：“是啊，如果忽然消失的是全体医生，天下岂不要大乱？至少，那天全世界等着开刀的成千上万急危病人是没救了。”
当这本书的书名——《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跃入我的眼帘时，蹦出我脑海的竟是这么一个回忆。 照本书作者弗兰克·富里迪的意思，当今之世，“知识分子”真的是全体消失了；他说的也是“搞文科”的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而只限于“文科”，这倒不是随意的定义，也不是出于政策考虑，这在历史学上是有根据的。法国当代史学大家雅克·勒戈夫有一本很著名的书《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里面说：“在西方国家，知识分子随着中世纪的城市而诞生”；“‘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里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
那时的大学是教会办的，在大学里教书的是教士，他们专业和传授的思想当然越不出“文科”范围。所以，《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没怎么论到“科技知识分子”，想必不会引起什么异议；科技知识分子明明在，不用找，而且是现代世界的支柱，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目共睹。 《哪里去了》一书所云知识分子的“消失”，有两层互相联系的含义。一是知识分子本身变质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为思想而活”，不应“靠思想而活”，犹如虔诚的宗教徒理应“信教”，不应“吃教”；但本书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把思想和知识当作了工具，下焉者变“专业”为“专吃”，上焉者也不过是迷恋和追求个人出人头地的“成就”，这便“意味着历史所了解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终结”。二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变了。作者认为，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所知主要是“道”，知识分子其实是知“道”者，他们代表理性、真理、根源性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个人，他们也会追求思想之外的种种利益，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敬畏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然而现在，知识分子群体的超然的生命存在业已丧失。
思想已经魂不守舍，最多只能寄托于个别知识分子的个体生命中；知识分子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总体，一个类别，一个集合，一种职业，与别的总体、类别、集合、职业不分轩轾。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权威遭到广泛质疑”，另一方面，“教育和学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不断宣称致力于扩大它们的知识基础”；两方面其实一致，因为“知识成了易消化的现成品，能够被‘传递’、‘分发’、‘出售’和‘消费’”。现时代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不是贬在价格上，是贬在价值上、意义上。 书里对知识的贬值和丧失意义，作了很多现象描述，当然主要说的是西方社会。大学不再坚持优胜标准，精英教育堕落成职业教育；图书馆提供咖啡厅、休息室，乃至“几乎任何服务”。
而借书还书则被视为“枯燥乏味”的末事；莎士比亚戏剧被“现代化”，“其动机并不是什么艺术家的洞见”而是“出于联系观众的考虑”。诸如“庸人主义”、“管理主义”、“工具主义”、“文凭主义”这些标签，频频出现在作者的笔下，富里迪先生并未批评任何个人，他描述和批评的是整个时代的状况，可以说，他是写了一本“骂世”的书，当然平心而论，他的骂还是相当温和的。 知识分子的全体不知所终，作者也论到了其原因，如市场对知识和文化的侵蚀，公共政策的导向，制度化、职业化的压力，等等，论得比较宏观，比较粗略，有点大而化之。如照经济学的论法，也许可以论得细致些。
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然倾向；有的经济学家笔锋一转，会说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也是“趋利”行为，但此“利”不是指精神劳动的成果可以换得的好处，而是指精神劳动内在的过程和目标即是“利益”所在。有一点区别必须强调：精神劳动与其约束条件的关系有其特殊性，跟做工、务农、经商、从政这些行为与其约束条件的关系，不能等量齐观；精神应该具有超越性，一定程度上，甚至与约束条件无关。 富里迪先生是个左派，据译者介绍，他生在匈牙利，后来移居英国，曾化名注册，成立大不列颠革命共产党，自任主席。他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西方那些“从来不对现状满意”、“质疑传统价值”的批判型左派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理性”、“理想”等等，就不是源于传统，而是知识分子自我作古开创的新的价值。
他甚至把保守的右翼人士指责、攻讦左派的言论称为“反知识分子论”，换言之，他把右翼知识分子开除出知识分子行列了。然而，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如今，颂扬和试图维护现状的，不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们。相反，右翼知识分子很愿意看到制度和文化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上由右翼承担的对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维护，现在由专业人士和专家接手了。”这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对现代的文化状况更具有批判态度，左派却蜕变成了“顺从的知识分子”，因为“专业人士和专家”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左派；例如，在法国这个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故乡”的地方，“今天的知识分子看起来更像小技术官僚”。这样说来，过去寄托于知识分子群体大生命的思想之魂，将归何处呢？书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现在富里迪先生则是期望知识分子复活，但他开不出起死回生的方子。好在这期望里，多少还有点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