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我们把家安在轮上动迁的地段。眼下，路只有一条--迁出市区，在骑车达1个半小时的浦东北蔡安了家。
北蔡只是一个小小的镇，当地人几乎还是保留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傍晚6点后，几乎所有的店铺都打烊了。我于是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城乡结合部主任”的角色，往返于市中心和北蔡镇之间。自行车是惟一“忠实不二”的坐骑。
有一天，我的马儿受伤了--车胎上戳了个洞，垂头丧“气”转不起来。无奈，送它到最近的车摊去修修。修车的天使是个非常非常年轻也非常非常黑的小伙子。他熟练地把内胎卸下，补好，装上。
“多少钱?”我小心翼翼地问。小姑娘出门在外，让“黑手党”斩几刀是常有的事，何况这边缘地带。
“随你给多少。”他笑笑说。
我大吃一惊，这样的话可从没听说过，应该把世上所有的车都送到这儿来修这以后，遇到奇奇怪怪的事情日渐增多。比如一个开两家石材店，还管大理石加工的小老板只有18岁；比如做了三年油漆工，每天香烟一包半，年龄只有17岁的男孩子；比如体重只有110斤，却能把100斤一包的水泥举过头顶；比如国庆节四天，我眼看着一个矮矮的小伙子造起了一座20多平方米的砖房……他们相当年轻，年龄几乎和我一样，可我有时候会陋习不改地想喊他们叔叔。总觉得，他们很有能耐，很多事是要够得上“叔叔”的水准才能干的。
一 他们从中国的各个地方走来，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姑且称他们为边缘人。
家里装修的时候，来了一个扬州乡下的小木匠，依旧是又黑又瘦却相当的年轻。他在干完活以后，大大方方地来向我借书，目光停止的地方竟然是《文化苦旅》，我于是把语文课的补充教材借给他。
半夜里给蚊子咬醒了，索性起床，看看夜色，居然发现他房闯里灯还亮着。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是他在轻声地念着书。我一看手表，好家伙，半夜两点！
第二天，他居然跑来，指着课文后的“思考与练习”问我到底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说你也别问我了，白天发疯似的干活，晚上又发疯似的看书，离见马克思也不远了。
可他却是“虚心接受，屡教不改”，每晚都到半夜，我颇怀疑，他身体是什么做的？
开学，八校联考，我把平均分几乎不及格的语文试卷拿给他做做，他居然能把那两篇难得出奇的古文翻译得头头是道，羞得我直打算放弃考大学。
去买地砖的时候，碰上一个福建的小伙子，又黑又结实。看他娴熟地和妈妈谈生意，狡黠的眼睛放着别样的光彩。忽而抬胸脯保证质量，忽而为我们参谋搭配颜色，原本打算在客厅里铺地砖的，结果让他说动了心，改铺了他的大理石。
因为买东西，去了几趟，一来二去，大家就熟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不过才19岁。14岁辍学，而后一个人闯荡，什么都干过：卖菜，做搬运，造房子，制冷饮……直到现在，自己有能力开建材厂，在这个小镇上惟一的一条大马路上当“花砖连锁店”的小老板。当一个人的眼神清澈如水，额上还没有一道皱痕的时候，谁也不敢相信他已老于世故，工于算计。可他，我知道，不动声色中，又可赚进一大笔。
在他那一口市场上非常流行的“闽南普通话”中，我常常可以听到“台独”、“李登辉”、“大陆”之类的字眼，甚至是对中国政局的很精彩的评论，看他那激进的模样，简直是个两岸关系问题观察家。一回，他问我名字，我开玩笑说：“你猜猜，获的姓是个疑问代词。’’“姓‘何’对吧！”他灵巧地回答。立时更加让我另眼相看，他不过小学毕业啊！再后来，就不敢去了，因为觉得他太厉害，会让我把他店里的东西一件件搬回家的。
、 现在，我不敢把他们看得简单了。这样一群青年，告别了黄土地，从安徽、浙江、江苏，甚至贵州、广东、云南来到上海，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生存，从最没趣最辛苦的活千起，一点一点上升，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抗争。’
大家是一样的年纪，我们已经在享受他们创造的财富--大桥、隧道以及上海的胜景。除了上海人特有的“优越感”，我还有了“边缘人”的危机感--如果这些善吃苦、能耐劳的同龄人又有了学历做后盾，上海这个1400多万人的城市是不是又拥挤了一些？我们的生存是否又艰难了一些？
历史这个东西挺怪的。想当年，我们的祖辈、父辈也是扛着镰刀、斧头“盲流”
进上海的，半个多世纪一过，我们操着其实并不怎么正宗的上海话自诩为上海人，再过半个多世纪，不知道上海人的成分会如何地变化，边缘人又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