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宿楼顶，迎着习习凉风，惬意绵绵；仰望星空，深邃浩渺。
带上眼镜，望见一盏惨淡的孤星和一轮朦胧之月；脱掉它，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觉得团团的棉云将我托起，隐隐有插着雪白羽翼的天使闪烁，周身散发清暖的辉光，还有那长着长耳朵，绿眼睛的精灵，在憨笑。
这一切，在意识中，我的心灵感官能真切的感受到；就像在我的现实中，眼睛，耳朵这些外在感官能看到听到是一样的，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医学，在现在科技的翅膀下，越飞越高。它通过理疗，化疗，推拿，针灸等方式祛除人肉体上的毒素，可对于人灵体上的毒素，它却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在早期，神学便应运而生，虽然借助“神”的意识概念，有些愚昧性，可是它的确给予了我们灵体一种超自由的排毒方式。比之于现在的心理治疗，它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
毕竟，每个人的意识生活是种极其隐蔽的私生活。恐怕，除了上帝，就连我们的至亲，自己都不愿和他们谈起吧。 这样看来，神学和文学也是一门医学了。
说起“上帝”，我不禁想起了一部影片中的经典对白，在电影《复制贝多芬》中，贝多芬对安娜·霍兹说，上帝在我的脑海中灌满了音乐，然后呢，他让我聋了。他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我的音乐，却剥夺了我的权利。女主人公说，也许上帝正在同你说话。贝多芬聋了，却谱出了不朽的铿锵天籁，难以置信吗？他的外在感官失灵时，究竟是局限了他，还是为他打破了局限？
由这个角度，我愿狭义，唯心地定义“上帝”。上帝和自然应当是平起平坐的，自然用她独特的法则规律发展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上帝则应用他的感悟洞释来发掘我们的意识生活。上帝和自然其实只是个我们难以描述的寄托名词，是我们的整体存在派生出的属性而已。她们绝然不会有什么超能量或超意识或超现实的 。
我的肉体主宰着我的现实生活，我的灵体一定主宰着我的意识生活。现实，我们可以触摸的到，于是，我们就直觉说，她是现存的，实在的。对于意识，我们总是带有恐惧的回避，认为是虚无的。我想起了老朋友的一句哲语：让我摘去眼镜，看看这个朦胧而又虚假的世界。虚与实，是无处不在，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
譬如，红尘中多少事物曾蒙蔽或削损了我们心眼的视力啊！学业受阻，爱情受挫，事业失利，家庭不和，社会混杂等等，这一切，足以使我们变瞎变盲，它们像一剂剂鸦片，令我们深陷其中，不肯自拔。
人为什么会痛苦，痛苦有时源于不公正的欲望，而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我们对事物了解的不全面，我们肉体感官所察觉到的现实生活，就是不全面的。就拿李白说话吧。
李白本性狂妄不羁，豪放洒脱，这就注定了他是诗坛上的谪仙人，在政坛上却只能处处受挫。这就仿佛是悬在太空中有一座两头尖的高峰，分不清何为上何为下，他越是吃力地往政坛上攀爬，就越是向诗坛上滑的厉害，爬一步，他就滑十步，甚至百步，千步。他可以沉醉中一声叹息吟诵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令明皇与百官耳目一新，却终究掩盖不住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秉性，使他在政坛上举步维艰。
他是被盛唐的大潮流虚弄了。盛唐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加强，文人总认为有才情便可建功立业，衣锦还乡。于是，大才子李白便横空出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左右逢源的人，他毕竟是不能也不愿适应政治环境的，这又怎能在政坛上游刃有余呢。
古人云，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李白就是这么一只桔，纵然后世再如何评说他的诗是“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但这并不能掩饰掉他政坛上的短缺。从随永王璘叛乱的事件中，足以看出李白是缺乏政治头脑和眼光的。
诗坛是一种意识生活，而政坛只是一种现实生活。
曾经庞统说，宇宙中最大的莫过于浩渺的星空，人类的智慧就诞生于那里。然而，诸葛亮笑道，比星空更大的是人心，人心是可以容纳千千万万个星空的。此言不虚啊！
仰望星空，遐思如流水般汩汩而来。得到的将要流向何方，逝去的将要流向何处，悠悠，情意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