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若星汉、皎如明月的中华古文学在我心头缓缓流过，它形象为充满幻想的远古神话，形象为百家争鸣的诸子散文，形象为源远流长的唐诗、宋词、元曲……博大而精深。
诚然，文学家只有扣紧时代、社会的脉搏，再加上自己人格的独特力量和犀利眼光，方可铸就光耀千古的作品。例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具有伟大的社会意义，因而脍炙人口，青史流芳；相反的，那些脱离人民、现实，只一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或虚情矫态、无病呻吟之作，则早已被历史摈弃。
不仅古文学如此，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亦如此。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中华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运而起的鲁迅、茅盾、老舍、冰心、叶圣陶等，高举“五四”新文化的旗帜，为唤醒民众而“首推文艺”，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为黎明前沉沉的黑暗辟开了一道光亮。他们是写作家，更是播火者，用黑夜所给的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播撒火种。
轻轻合上《中华文学三千年》，编者对于自《诗经》而始的历代民歌的评价犹在我耳边回响：“它推动历代文学家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而不是单纯把文学看成是闲情逸致的消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中华文学和文学家之间，一定有什么把它们强有力地联结在一起。这条纽带是什么呢--对，是社会。正是文学家们关心社会，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有笔下生花，才有辉煌的中华文学的创造。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个曾经立在汨罗江畔遥望故土的诗人屈原。他先被委以重任，后因楚怀王听信谗言，遂被流放到江南的荒僻之地。诗人不得不痛苦地眼睁睁地看着故国由盛而衰及亡；自己却壮志难酬，不由愤而走笔，留下千古绝唱《离骚》，倾吐自己无比坚定的信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黑暗的社会现象磨砺、造就着屈原，屈原又以他的作品抨击时弊、抒发爱国热忱。他的作品流传后世，又让后人欣赏到“楚辞体”独特的风格，了解到他所处的时代、区域之风貌。故有诗曰：“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然而我却认为，这里面还包含着许多不为局外人所知的沉痛和无奈。
再如开创北宋豪放词派的苏轼，在从宋神宗到徽宗约四十年的新旧党争中，由于他为人耿直，对两党都既不无原则投靠，也不完全否定，而是实事求是，独行正道，这就使他仕途坎坷，一生不幸。然而他本质上又是一个对人生持有旷达、积极态度的人。《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他这种矛盾心理的写照。诗人通过塑造周瑜的英雄形象，表达自己欲建功业的抱负，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何等的豪迈！而到词的最后，诗人却忽然悲从中来，感现实严酷而年华早逝，不由慨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确实，苏轼的风格是在他的性格和社会环境相溶合中产生、发展以至炉火纯青的。
白居易的名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社会发展到九十年代，改革滚滚潮升，生活蒸蒸日上，中华民族正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纵观世界。我想，我们龙的传人的文学，我们新时代的诗篇，一定会更奏响震荡古今中外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