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代嘉庆十六年(18xx年)，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谥号文正，因称曾文正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儒家讲“三立”，“立德”居第一位，然后才是“立功”、“立言”。曾国藩在修身立德方面，一向笃学力行，老而不懈，尤其注重教育子弟，认为家族兴旺不在积银两、置田产，而在出贤子弟。他在政事繁劳、军务紧张之际，总共写出了一千六百多封、近百万字的家书。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人际交往、家教家训等各个方面。读《曾国藩家书》，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家教家训，而且也让我增长了不少有关治家、治学、修身、立志、从政等方面的知识。
治家篇
儒家认为“孝”是治天下的根本，并由此派生出“悌”和“友”。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将此列入修身的准则，同时作为家庭团结兴旺的凝聚力。在他看来，荣华富贵的仕宦人家好景难长，优越的家庭条件是使子孙滋生骄佚的温床，只有谨朴耕读、孝顺友爱之家才会兴旺发达，前程远大。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教导弟弟们，对长辈要敬爱兼至，平辈之间要和睦相处，在晚辈面前要做出榜样，人人恪守和、勤、敬三字，树立良好的家风家教。要求子侄辈除读书之外还要室内和下田劳动，并且认为这是极好之事。兄弟情如手足，必将患难与共，同御外侮，所以必须团结和睦，互相庇护，相互扶植，休戚与共，“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人们不必再拘守君臣父子之类的纲常信条，而应该还“孝友”之本来面目，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往往也是一个胸怀四海，追求美善、笃敬事业的人，一个友爱兄弟的人，难以想象他不是襟怀坦白、肝胆相照、善于合作的人。
治学篇
明清以来，科举取士的制度日趋腐朽弊陋，压抑人才，浪费青春，贻害匪浅。曾国藩参加科举还算顺利，但他却明确认识到“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他期望于弟弟们的，不在于科名的有无，而是孝悌为瑞，文章不朽，要真才实学，不图科举虚名。这些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务大、务远、务实的思想作风。
他还在信中跟弟弟们讲治学修身之道，妙语连珠，感染力强，例如“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为学譬如熬肉”，“用功譬如掘井”，“但取名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均十分贴切深刻。
修身篇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起点，是基矗曾国藩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讲道“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知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些都是有关“修身”的道理和方法，他认为人成材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做到言有矩，动有法，并且开列了自己修身养性的课程，每天都纠正过失，增长知识和技能，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也希望自己的弟弟们能够仿效。
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历来是人们的准则。凡骄傲者，总是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相比，因而沾沾自喜，不求上进。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牢骚满腹。这些都是影响进步的因素。曾国藩在信中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谆谆告诫弟弟们力除傲气，力戒自满，对后人也同样会有深刻的教益。
立志篇
立志是成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凡成材者，都是有志者;凡平庸者，都是无志或志短者。要在事业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就要树立远大志向，同时还须具备坚强的性格。曾国藩自办理军务以来，既要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又受到地方实力的排斥、攻击和朝廷的不信任，但他却能从大局出发，“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用一个“忍”字诀应付险恶的环境，在与太平军的战事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奇迹。
从政篇
自古以来官场险恶，伴君如伴虎，为官者大都苟合取容，投机钻营，耿直不阿者可谓凤毛麟角。而曾国藩则敢于在新君即位之际力矫时弊，直言进谏，将个人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其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继续读《曾国藩家书》，知荣明耻、惩恶扬善，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思想、经济等环境氛围，共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