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引：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现在的生活将会是个什么样。但是，现在，经了几年生活世故，得了些许人生经验，我已经能够在心里十分明确坚定地告诉自己一点：假如没能与苏霍姆林斯基这样的心灵相遇，那将是我人生的最大遗憾之一。并且，我还私自以为，这也将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一大人生遗憾。
曾记得大约在三年前的暑假，我在朋友办的一本教育刊物上看到过一篇题为《来函与回信》的文章，文中一位中学教师写给钱理群教授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文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下便是信中开首的几句话：“尽管我在认真地教书，但我没有做成任何事情。留给学生的，暑假一过也就差不多了，他们毕业以后，我甚至可能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尽管他们现在对我抱着喜爱和尊重。可我仍然不得不相信，社会现实不费吹灰之力便将撕碎我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摘自钱理群《来信与回函》）同为教育界同仁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深受震动甚至病中的反复思考下也为此回复了一封深表理解、关切而情真意切的信。作为一名有着相似“生命体验”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说当时我内心受到的强烈共鸣丝毫不亚于钱理群先生本人。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读完之后便那样激动不安地在笔记本上摘抄文中词句的情景，甚至于还几次想过也提笔写上一篇文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共鸣呢？我时常反复而痛苦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学校或自己工作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的所谓“教育”(仅限于教室黑板之内的学校教育)究竟能对一个孩子的成长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不得不无数次地想到，除了学校、教师、书本等极其有限的单向教育影响外，孩子们还将更直接更长期地受到社会、家长的各种我们预想不到的种种影响。这将使我们苦心对孩子施加的各种教育影响化为乌有，但是，我对自己的教育工作所寄予的哪能仅只于此？我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因此，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疯狂地搜集、埋头研读古今中外有关“家庭教育”的著作，因为我那么忧心地感到了自己工作的局限性，那么多令人痛心焦虑却又无能为力的事在我眼前发生(如农村孩子的辍学等)，面对这一切，我不能不经常感到自己是那么空虚乏力、势单力薄。因而对自身教育工作的价值、意义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怀疑甚至失望。
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幅令人惊叹的艺术珍品或欣赏完一曲美妙无比的音乐后一样，对于苏霍姆林斯基，那种阅读完之后内心的激动惊奇、心灵的强烈震撼却是难以用言语来精确表达的。因为，几年来的阅读经验使我再一次地坚信：真正的阅读必定是某种心灵与心灵的相互探寻、思想与思想的交替碰撞不断融合。并且，这样的阅读对于阅读者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更是对阅读者直指内心以及自我良心的逼视、质疑、拷问与考验。
但是，我总是反复地想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些在有些人眼里已经有些“遥远”的文字如此深深地打动我呢？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阅读中冥冥之间的心灵相遇或精神巧合呢？是的，这只是一个平凡的教师、校长，只是一个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地在一所农村中学工作一生的教育者。但是，透过如此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教育诗篇，我们难道能对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心地纯美、把心都献给了孩子的“心灵演说家”无动于衷吗？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经常想到苏氏所说的——“一个教师的平凡的沉重的劳动中那些细微末节的小事”，以及由关注思考探索这些琐碎问题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令人激动不安的、有时候是痛苦探索与思考，发现与挫折”。因此，苏氏的阅读更是促使并加深了我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思考与探索。
作为一名学校教导主任，不可避免地必须经常开开会，处理学校的各种事务（如听课评课、主持一些校内活动等），或根据上级的“一般指示”组织教师进行各种学习、培训，此外还有一些所谓各种应酬等，而这些琐碎（有时是临时性、阶段性）的、甚至枯燥沉闷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所必须耗费的时间、精力却是不少的，这经常使我感到学校事务与自身教育教学工作产生冲突或两边不能兼顾的苦恼。此外，就我所了解到的事实便是，现在有不少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有些甚至还年纪轻轻）自己并不担任主科教学甚至不参与任何实际教学工作。那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我想这只能是如苏氏所说的——“实质上是凌驾于教师之上的督学，是一个行政长官，职责就是监督教师，监视他是否正确讲授大纲，有无越轨或不当之处”。因此，迫使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对一名真正的学校行政（如校长、教导等）来说，更重要的或应该始终摆在首位的到底是教育性工作还是事务性工作？我努力回顾起两年的学校工作，当我把学校事务性工作视为主要工作，[ 莲 山 课 件 ]或对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的思考与探索止步不前甚至一无所知时，我便感到自己如同一个与学校、孩子无关的局外人，这更使我对学校教育的各种工作都显得既焦虑不安又力不从心。当然，或许我的这点有限的经验、思考大概是算不得什么的。于是，通过阅读，我多么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这一思考又在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魏书生等一大批身体力行的伟大教育家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尤其是苏霍姆林斯基，正如这位在一所普通农村学校身不离校地工作30多年的校长说的，如同医院的主治医师没有自己的患者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一样，一个校长如没有自己的学生就无法领导教师。于是我更加确立了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对于一名学校行政来说，学校的事务性工作当然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把学校教育性工作始终摆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
前年我偶然地在一本教育刊物上看过一篇文字，题为《苏霍姆林斯基夫人的访谈录》，现把这位忠实地陪伴苏霍姆林斯基一生的教育家夫人三年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摘录如下：“在学校开展‘蓝天下的学校’、‘让故事登上语文的讲台’、办‘家长学校’、开展课外活动，适当增删教育内容等教育改革项目在当时都是违背作为法规性文件的教学大纲的，因而是吃力不讨好的。对于上级的错误指令（如春耕时让学生停课，农村学校停开音乐、体育、美术课等），他拒绝执行……在他生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能出版，《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一书首先是在德国出版的，为此，他差一点被开除党藉啊！……”我想对于“苏霍姆林斯基”这样一位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极高荣誉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教育家，广大教育同行们应该是不会陌生的。然而，我想，在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后大概很有些读者(尤其是惊叹感佩于“苏”在教育上在全世界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教育同行们)还是会感到惊讶甚至有点“失望”吧？何以这样一个把整个一生无私奉献给教育并在教育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大教育家”却与教育当局、教育制度产生如此紧张、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呢？但是，试想，这个“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中学校长，如果没有违背教学大纲、没有拒绝执行上级的错误指令？他能够在教育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而成其为真正的伟大教育家吗？今天作为读者的我们还能够读到有幸读到像《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那样蜚声海内外的教育名著吗？……我想肯定地对所有亲爱的读者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是什么使得这位在一所普通学校任教35年的普通中学校长竟有如此的勇气、自信和力量来对抗并最终战胜这庞大且人人望而生畏的所谓“规章制度”呢？在执行各种反教育反人性的“上级的错误指令”及“爱孩子”的冲突面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冲突以及作出这样的选择”其实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这正是充分地体现了一个真正把心灵献给孩子的教育者的内在良知以及对孩子、教育的正确性的坚定深沉的强烈责任感。
最后，作为一名时常感到精神空虚、落寞甚至常常在人生价值、教育工作中迷失方向的教育者，我想再一次发自内心地千百次地感激这几年来的生命体验、坚忍阅读、激情与颓废，这使我现在得以如此幸运地探寻了这颗“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心灵，因为它使我重新领悟了什么才是生命的崇高、幸福以及生活、工作的真正价值……并且，作为他即使是跨越时空的教育同仁，我由衷地感到十二分的骄傲与自豪，这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自豪!现在，我仅以自己十二分的真诚渴望着能有更多的善良亲爱的朋友(无论家长、教师、学者等)来阅读、结识这颗“真正的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