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我国的四大名著，自然会想到《水浒传》，它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水浒传》的全称为《忠义水浒传》，本书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书中出现的人物有数百人之多，是世界文学史上人物最多的小说。我好不容易看完了全书，印在脑海里的除了栩栩如生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之外，最重要的还有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忠和义。
在我眼里，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个好汉，个个都是英雄。其中“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都是惩奸除恶的大英雄，我非常崇拜他们。
鲁智深和武松都爱喝酒，醉酒之后会做出种种惊天动地的事。但我认为“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这两人的行为还是不同的。
武松其实并不是个贪杯的人，他喝酒往往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比如在景阳冈，本来他也不是想喝许多酒，因为看到了酒馆的招牌“三碗不过岗”，他的豪气和霸气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于是他就是要喝满三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俗话说“酒壮英雄胆”，他本来就艺高人胆大，再借着酒劲奋力搏杀，结果老虎非但没吃了他，而是变成了他的囊中物，他就成了人们奔走相告的大英雄，给当地人民消除了虎患。这顿酒，吃得好，吃得威风！
而鲁智深喝醉酒只是为了逞能。有一次，鲁智深和一些小混混们喝酒喝得太高兴了，看到旁边的杨柳树都不爽了，觉得有鸟屎，扰了兴致，居然又大喝几碗之后，把一棵千年的垂杨柳连根拔起，在场的人一片惊呼，掌声如同雷鸣一般，满足了鲁智深的“英雄心理”，哎，可惜了好好的杨柳树，招谁惹谁了，竟然遭遇灭顶之灾呀。可见，鲁智深并不是用武功为大家做好事，只是匹夫之勇罢了。
武松喝酒还是一种策略。一次武松知道蒋门神是个大恶人，几次去找他算账，可不见其踪迹，怎么办呢？于是武松假装喝醉酒，故意调戏蒋门神的妻子，达到了引蒋门神出来的目的。
花和尚呢？他只会喝得昏天黑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使性子胡来。有一次犯了寺规，有人说他坏话，有人用棍子打他，把他惹火了，把寺里的人都杀了，而这些人并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只是平白地惹了花和尚呀！事后，他也后悔了，可有什么用呢？可见，他是非常鲁莽的，行事不顾后果。而武松只杀坏人，这样一看，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两位大爷虽然都爱喝酒，但是鲁智深喝酒之后是一介莽夫，而武松喝酒之后却有理智有头脑，所以武松才是我心目中的“真英雄”。
《水浒传》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其主要人物宋江被作者描绘成忠义的化身，如宋江刚上山，九天玄女降下的法旨中有“全忠仗义”，排坐次时天上降下来的石碣也有“忠义双全”。 当宋江被立为山寨之主时，他首先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 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宋江要把水浒英雄个性“血气刚猛”之无拘无束的侠义引导到“替天行道”的忠义道路上来，使水浒的个体英雄侠义服从于梁山泊集体的忠义。小说以“忠义”为指导思想来塑造宋江，并且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全忠仗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而且小说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的“全忠仗义”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忠义”的基本解释为忠心和义气。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而义呢？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义”字是春秋战国时代注册的专利，见诸儒、墨、法各家文本，主要是一种人际关系规范。然而，在当时和以后，对“义”的诠释和发挥，却歧异不一。简捷地说，统治者认为，你越是服从他，维护他，你就越“义”。而在老百姓看来，水浒英雄的杀贪除霸，劫富济穷，恤孤扶贫，才是他们心中应有之义。这种“义”的存在，使水浒英雄们彼此倾慕，心心相契，共同的人生趣味使他们聚在一起。培育出互相悦好，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情谊。“忠义”作为个体道德行为的当然之则，在正史里是超越具体个人的感性生命的。封建正史忠义观念强调的是道德准则本身的价值，在正史里面往往被描写为履行封建伦常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水浒传》忠义观是一十分复杂的结构。一方面，忠义是忠于大宋天子，特别表现在宋江及一些朝廷降将身上，他们追求“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忠义”是对国君之忠诚，表现为封建皇权主义思想。宋江在被奸臣以朝廷名义毒死前，还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另一方面，忠义是忠于兄弟义气，忠于梁山事业，忠于朋友所托等，如在晁盖、李逵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忠义既是江湖好汉间的团结战斗、无私援助精神，又表现为人格上的互相欣赏和尊重。忠义作为水浒英雄个体的处世准则和梁山英雄群体的政治原则，它同对一定的理想社会、理想人格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它也没有仅仅停留在观念上，水浒英雄一直以激烈的行为进行印证、践履。《水浒传》忠义观念虽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正统儒家的封建政治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有许多方面同正统忠义观念迥异：第一，正史忠义观念同普遍的天理相联系，理性原则优先《水浒传》忠义观念同个体的生存欲望相联系，感性原则优先，较多地渗入了意志的因素。第二，从忠义观念的社会功用来讲，正史忠义观念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肯定性因素；而《水浒传》忠义观念不时成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否定性因素，水浒英雄常常以忠义为名“杀富济贫”、“抢掳官廒”，他们要“掀翻天地重扶起，戳破苍穹再补完”“搅扰得道君皇帝龙盘椅上魂惊，月风楼中胆裂”。第三，从义观念的行为主体来说，正统忠义观念是一种普遍性原则，如黄宗羲在《原君》里所说“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对所有臣民尤其是官绅阶级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水浒传》忠义观念是少数天罡地煞的德性和行为准则，水浒英雄是历劫的天神，他们身上的忠义带上了神性的色彩，忠义并没有推及于一般人。
这是一个忠于朝廷、维护封建统治的较大的义士集团，实质上是一支身居草泽之中、心在朝廷之上的“忠义”军。《水浒传》第三十二回中第一次说出“招安”这个词语的应该是武松，他与宋江谈心，当宋江邀他一起去清风寨时，他说道：“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则说：“兄弟有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并请他：“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表明在流落江湖时，武松、宋江等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落草”并非长久之计，仅仅是为了躲避自身灾祸的权宜计策。在梁山泊大聚义后，宋江在菊花会上“一时乘着酒兴”写了首《满江红》，词中有“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除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受到武松、李逵的反对后，他批评武松说：“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 这些表明：梁山泊英雄聚义成为一个集体后，已不再如个体侠义那样快意恩仇，也不像如占山为王时那样仅仅为了小团伙的生存“打家劫舍”，而必须把英雄行动的目标转向到英雄发展、民众安全、家国保卫等方面丧，实现广泛的侠义与忠义融合，即成为“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英雄。对皇上的愚忠只是他们主张的“忠义双全”思想观念的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而最根本的含义则是他们身上固有的且具有普遍性的那种“忠孝节义”的心理特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并认为这种上下等级的区分具有不可违背性，要绝对遵从，否则就是以下犯上，不忠不孝；而这种等级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名望的高低、出身的贵贱、甚至年龄的长幼等等，简言之，这种等级秩序是天定的。我想，也是由于这种愚忠的心理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所以，《水浒传》是一曲忠义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