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中，有许多印象深刻的历史人物，例如刘胡兰、杨靖宇、李大钊、钱学森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她便是江竹筠。
江竹筠，1982年8月20日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夏天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江姐在临刑之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而这封遗书现在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向世人揭开尘封已久的秘密，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遗书提到儿子江竹筠与彭咏梧及孩子合影这封遗书是江姐写给表弟谭竹安的，约十二厘米左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
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江姐这个令人感动的历史人物，将会被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