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法治”成为各界关注的主题词，构建“法治中国”成为改革的下一个发力点。10月28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了正式公布。这个“升级版”的依法治国纲领，不仅确立了中国法治建设新的战略方向，而且也包含了很多具体可操作的决策。
依法治国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是几十年来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的曲折探索所最终得出的正确结论。1997年，“依法治国”被明确写入xx大报告;1999年“依法治国”正式写入了宪法;XX年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更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国长期探索所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国家治理不能只依赖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不能只依赖一时的政策，而必须依赖依据严格的程序制定的、反映了公众意志和公共利益的、具有普遍约束性的法律;不如此，就不足以构建起现代的国家治理秩序。在需要建设的法治社会中，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正如xx指出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要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治建设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
而且，法治不仅意味着所有社会各方，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则办事，遵守法律所确立的程序，严守法律规定的行为边界，不侵犯他人的权利;法治同时也意味着，法律应该成为一个符合社会正义观的内部有序、自洽的体系，意味着应该通过“良法”来实现“善治”。不过，法律是一个实践性的事物，中国社会又处在变化非常迅速的转型期，法律体系本身也在经历着剧烈的调整。为此，就需要在法律体系内部构建一种自洽的调整机制，确保法律是“良法”。而要判断法律法规是否合理，是否“良法”，唯一的依据只能是所有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大法——宪法。以宪法这个更高的法律来统合整个法律体系，让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法定程序而得到规范和清理，“良法”和“善治”才会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次的《决定》强调要“坚决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要求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就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根据我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力也有责任监督各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是不是符合宪法，这才能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性。改革的目标把宪法监督制度实质化，就是要让宪法不再只是高高在上，乃至被束之高阁、被人遗忘，而是要让宪法发挥出威力，细化宪法监督机制;未来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以及具体的宪法监督程序，明确哪些主体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参与到宪法监督中来。
“良法”的另一个保障是科学合理的立法程序。《决定》要求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这都有利于改变“部门立法”的现状，减少既得利益对法律制定过程的影响，从最初的源头上就确保法律的公正性、有效性。
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是进一步走向法治的重要抓手。当前司法改革正在进入关键期，顺应社会各界的呼声，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必须提升，必须在各种主体之间建立起相互监督与制衡的关系。《决定》要求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构建起包括律师在内的专业有公信力的法律人职业群体，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让老百姓打官司变得更容易。通过这些方面的司法改革，可以让民众树立起对法律、对司法机关的信任，让“权大于法”既不再是现实，也不再是人们的意识，从而发挥法律对于缓和、疏导社会矛盾的独特效果。
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一直以来存在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政治人物“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现在中央强调法治，就是要走出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以客观存在具有内在稳定性、不以特定人物意志为转移的法律秩序，为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石。当然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应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不能陷入法律虚无主义的陷阱，也不能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容忍“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状况，因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强调对于官员的道德约束，也培育起民众的公德精神，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统一，让法律为道德建立底线。通过依法治国，重现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实现文化复兴。
当然，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密不可分。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提供了发展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明晰规则;法治约束具有不可预测性的绝对权力，限制权力的放恣，从而提供确定性的预期。法治的实质是遵照确立的规则来治理，这是基于信任、信用的成熟、可持续的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要素。所以法治建设必将为经济建设提供内生动力。
中国的依法治国战略既是基于现实需要，又反映未来国家发展愿景，应当通过依法治国的方式，进一步构建起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与体系。公民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不断提升，是实现依法治国所必需的，在此基础上，要让法治长期化、稳定化，让社会各方都形成规则思维和规则意识，让法治成为一种内在的、自发的、可以长久维系的“制度”，让从政府到公民的各方主体都极为自觉地一切依法行事、依法解决纠纷。就如孟子所说的“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让守法成为习惯，让法律成为信仰，让中国社会走出治乱循环怪圈，实现历史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