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这个优秀的团队，与众多优秀的队员一起，从策划到实践，完成了这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调研活动，受益匪浅，感受良多。
前期准备工作中，我先后主要参与了选点和问卷设计的工作。由于是新接触新农合，所以在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自己也积极地阅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以扩充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为工作更顺利地进行打好基础。在进行选点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不是把统计软件运用地更加熟练，而是对”数据会撒谎”这句话的认识更为深刻了。若只看数据，不联系实际，常会得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若过分追逐指标数据的指向性，不能有效地结合实际分析，则几乎找不出符合条件要求的地点。问卷设计过程也是一个头脑风暴的过程，先是众说纷纭，然后采各家之长。历经多次讨论，自己的视野开阔了，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更为全面，但这种做法却会使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确定问卷初稿后，由于正值期末考试时期，未能及时从团队其他成员那里获得反馈信息以及让指导老师进行修改，导致直至临行前一天才最终把问卷确定下来，过于仓促。还有另一个比较无奈但更为严重的专业性错误，就是没有努力想办法争取条件对问卷进行预调研。后面实地调研中出现的众多问题都与这个错误有关。理论上的东西很容易就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往往还是会把错误”明知故犯”，很是值得反省。
实地调研十天，基本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行程紧凑而有序，每个人都积极认真负责，团结合作，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每个地方都是分两组展开调研工作，每组分别负责两个镇的走访，工作效率得到很好的保证，但是总体感觉在这期间两组成员对调研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思所想交流地还不够。随着调研的进行，问卷设计的问题也随之一点点地暴露出来。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及时采取了一些修正补救措施，如增加问题答案选项的设置等，但更多的问题则是使我们无限感慨预调研的重要性。很多实际情况都超出了我们当初设计问卷时的预想情形，如留守在家的以老人居多，造成问卷的受访对象也以老人居多，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够畅顺；大部分农民的思想比较保守，对于疾病就医、收入花费、政策评论等话题都较为忌讳，加之面对的是一群陌生人，更是难以敞开心扉，造成我们常常只能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或者所谓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是农民的真正想法。后面走访政府相关部门和医院虽然也常遇到热屁股贴冷板凳的情况，但还算是从官方角度了解到了较多的有关当地新农合的信息。这次的逐户入户调查还让我感受到沟通技巧的重要性。如何迅速友善地说清楚到访目的而不会让农民们产生防备心理和抵触感，如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问题阐释清楚，如何在访问过程中使农民对我们逐步建立起信任感，亲切感，将访问演绎为互动交流的谈话。针对不同的人，问题先后顺序的把握不同，问题阐释的方式不同，问题的详略、延伸与否也不同。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问卷完成的时间、流畅程度与质量，当中大有学问。
此行走访了两地四个镇，实地了解了新农合在两地的落实情况。就政策本身而言，农民们是拍手叫好的，但一到了执行落实层面，依然是难逃中国式政策的顽疾，问题多多，不尽人意，农民们想要能真正切身感受到新政策所带来的福利与保障，道路仍然很漫长。下面则是之前思考和整理的几个问题：
1. 新农合宣传远未到位，大部分农民（尤其是未曾报过销的）对新农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些所谓有宣传的村镇最多也只是派发传单，却未想过留守农村在家的大部分都是老人，而老人们又大部分不识字，或是在新农合缴费的时间村干部上门收钱时顺便讲讲，却不知这样只给村民留下新农合就是每年每个人要交20元钱的印象，新农合=交20元钱。大部分地方实际上是等于没宣传，到缴费时间就直接通知农民到村委交钱就了事。在由大队或村委统一拨款缴费参合的地方，农民对新农合的了解程度尤为偏低。
2. 新农合参合是以自愿为原则的，然而在不少地方是以村为单位统一代农民缴交新农合参合费用，如从村民的分红、征地补偿款或农业退税等中直接划拨部分出来作为参合基金。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双赢的做法，于村委及相关政府部门，参合率很轻松就能提高达到指标，完成任务，于农民，每人参合的金额不多，即从分红、补偿款等中扣除的金额不算高，便能获得一定的医疗保障。虽然绝大数农民对此做法无异议，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办法有异议，钱未经他们手，扣除了多少金额，扣除的金额数目对不对，有没有切实用于参合基金等，他们都无从所知，村干部说如是便如是。这是一种变相的强迫自愿，实质上是与自愿为原则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这又涉及到参合基金在实操运作过程中的公开化透明化以及监管问题。
3. 农民对新农合中出现的问题投诉无门，缺乏诉求表达的渠道。农民淳朴求安稳的天性是普遍维权意识不高的主要原因，即使吃了亏往往都是忍忍就过去，他们觉得医药费有得报销就已经不错了，而不会去深究到底能报销多少。而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即使想投诉，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再者能获得处理解决的几率小之又小，这就等于又打压了农民们本来就不高的维权意识，导致农民们对现状对发现问题的不满永远只停留在口中的抱怨。
4. 对报销信息进行公开的重视程度不高，公开信息的时间、地点、负责公开的部门不统一，具有随意性，有的是在村委公布栏公开，有的是张贴在医院公布栏，有的是几个月公布一次，有的是一年公布一次，还有的是工作人员有空或想起来的时候才公布。唯一统一的是在新农合相关网站上会定期更新公开报销信息，但是公开报销信息主要针对的对象应该是农民本身，这也是在农民的知情权范围内，在网站上的公布仅仅在形式上满足了农民的知情权而未能从实际上切实保障农民的这一权利，对应该重视规范与农民切实相关，紧密联系的公开报销形式。
5. 代理报销，额外交手续费。调研中发现不少有报销过的农民都是请村干部代理报销的，主要原因是文化水平低，不识字，不了解具体流程，或者是自己怕麻烦，花钱买省心。代理报销需交一定的手续费，村干部一个月统一到报销地点报销一次，且不论这种报销形式是否合理合法存在，这已是等于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会造成报销时间的拖延。说明之前新农合的宣传工作确实应该反思，报销程序的制定也应该反思。当然，这与当地是否实现了住院费用出院即时报销有关，与农民的具体实际情况如是否符合即时报销的条件等也有关。
6. 许多地方的门诊报销还未能真正全面实现，门诊报销保障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扩大。新农合虽然主要是以大病统筹为主，但在调研中却发现实际上农民们对门诊报销更为迫切需求，因为大部分农民的主要医疗开销是门诊类疾病而不是大病住院，如某一种慢性疾病，长年累月的花费绝不会比一次大病住院要低。实现门诊报销，这也应该新农合日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方向，当然这与政府财力，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密切相关。真正完善实现后才是完整的新农合，农民才能真正最大地受益。
7. 现行的报销规定不利于外来农村人口享受政策优惠。新农合的报销只能是在参合地的新农合相关部门进行，即使是异地就医也是要返回参合地才能报销，且有报销申报期限，逾期了就等于自动放弃报销。而在罗定调研时曾意外地遇到了一户从贵州到罗定打工的人家，对于新农合，像他们这样的特殊群体有着更多的无奈。由于户口是在贵州，加之村里有要求，因而虽然他们长期住在罗定，但每年却是在贵州参的合。因为无法在异地直接报销，按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样的参合一点用都没有。基于中国人口的高流动性，像这样的新农合灰色群体–外来农村人口必然是数目众多，新农合的实行不应忽视这一群体利益与权利。
8. 在饶平县，参合农民若在参合年限内未进行报销的，在年末每人可以到指定地点取回与参合金额价值相同的药品，是政府将新农合沉淀基金维持在一定比例的一种处理方法。但根据农民的反映，这种做法的问题有如下几个：一是取药点的药价比市面上普通药店的药价高，即到取药点取得的100元的药在市场上实际低于100元；二是提供的药物品种有限，未能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为农民提供真正需要的药品；三是每年只能定时定点去拿药，逾期不候，而未考虑是否能及时方便地给农民提供帮助。二三两个问题通常导致药品使用率低，造成浪费。实际上，形如城镇职工的医保卡就能避免如上问题的出现，既然如此，农民是否也能有一张自己的新农合卡？
不同地方，由于经济、环境、文化等的差异而在执行落实时出现的问题各不相同，具体问题还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地逐步地解决。新农合探索之路依然艰难而漫长。
最后，衷心感谢那些善良、淳朴的农民们的热情款待与积极配合！(作者：钟一萍)
在新农合的规定中，到2022年普及率要基本达到100%。基层政府为达到这指标真可谓用尽办法，有的移用补助金来交取参合费用，有的则是用卖田的钱来交。然而这方面的信息，村干部完全没有做到信息公开，村民大都表示村干部暗箱操作，从中赚取利益，这么一来农民的利益就受损了。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基层政府应做到信息完全公开。并且不管是国家补助金，还是卖田资金，最好是村民可以参与管理，可以成立村民资金委员会，对政府进行监督。要用时必须经过村民的签名同意以确保资金专用在农民身上。用补助金交参合费，则说明年度有结余。调查中发现农民很期待能有门诊报销，但跟据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实现。我认为每个地方可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相应的政策。若资金有结余的，可把结余金用于慢性病药费报销。这样既可以减少资金浪费，又能减轻农民的负担。
新农合本身有存在报销太复杂的问题，这样就让某些村干部逮着机会从中搞怪：他们以报销难为由向村民收取手续费。可是当村民知道村干部收手续费是不合理时，他们不敢为自己争，维护自己的利益，怕得罪村干部，便三碱其口。农民的不争使我们感到气愤与着急。这使我想起了潮州意溪的一件事：政府卖田，农民联名上访被阻，一夜间调来一千多名武警对村封锁，武警殴打联名村民。农民势单力薄，面对如此情形他们自然会被吓退。并且他们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差，经历过跟听过的人心里都会有阴影，再也不敢去上访。其实每年上访的人不少，可是很多都半路被截。农民有心无力，慢慢地就是从众心理泛滥。想想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能一夜间调来一千多名武警。那肯定是没通过正当程序，与上级串通。唉，现在的政府权力太大了，这与封建的野蛮地主又有何区别呢！政府原本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却骑到人民头上去，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老是说自己地位低下，投诉也没用，也无门。是官官相护扼杀了农民维权的心。政府不断地伤害农民的利益，慢慢地农民就习惯于逆来顺受。他们不敢站出来监督政府行使自己的权利。
新农合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可谓一问三不知，就连报销过的人也有很多不清楚。而政府也以为农民不会深究便敷衍了事。部分参合农民对新农合的期望值较大，片面认为住院就可获得补偿。例如有的人抱怨说明明可以报销70%，最终只拿了30%。因为他用拿到的钱去比全部费用得到比例。这就是政府的宣传有问题，政府可借助媒体进行宣传，刷固定大墙标、印发宣传画等方式向农民进一步讲清新农合的政策，使农民充分认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的祥细情况。
在饶平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重视贫困老人。其实老人的花费不大，可以在村里成立老人基金会，并及时给老人送去以保障他们的生活。
每一项制度在成长过程都会有很多问题，这就亟需人们去发现、修正。现在处于金融危机阶段，不能奢望国家投入更多资金在农民身上，只是希望政府脚踏实地地落实国家政策，把该做好的事情认真做好，让这项制度成熟。(作者：方银萍)
从去年到贵州威宁，六盘水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到现在，我对于新农合的调查研究已经持续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了解也渐渐深入。但是由于调研的形式，以及我在调研任务中的不同，我觉得，这一次的调研对我来说是感触，收获都是最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项惠民政策，从XX年试行开始，不断地调整，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诚然，在最近的几年里，各个省份，各个地区都根据自己地方的特色不断地对政策进行改进，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在去年贵州的调研中，六盘水引入第三方”住院代表”参与新农合的监管就是一种创新的方式。而今年，笔者在云浮罗定以及潮州饶平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新农合推行的新方式。诚然，政府的出发点都是为解决农民的困境出发的，然而这些新的政策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呢，还是反而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是否值得在全国进行提倡？
在云浮罗定。政府实行的新的推行方式是将新农合的缴费分为两档，第一档缴费25块，封顶线是十万；而第二档缴费20，封顶线是4万。这种分档的方式增加了新农合政策的灵活性，扩大承担得起的家庭的疾病报销范围，当然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在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都是交了25块的，所以没有特别调查出这种新方法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方法，我们有必要探讨它的实行的优点以及引发的新问题以及是否值得推广。而在饶平尝试的新推行方式是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一年都可以领取相同费用的药费，与罗定的新方式不同的是，尽管大多数农民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也还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20块钱的药可以拿那些？怎样拿？根据农民的反映，大多数都是在卫生院自己按照医院的指导选择所需要的药。由于农民对医药的了解不够深入，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话则明显缺乏科学性，许多药都是拿了以后浪费掉，而真正需要的药却又买不起。其次，药费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农民的反映，所拿的医药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到最后其实仅仅20块钱根本就拿不了什么药。因此，这种新的方法作为一项”鼓励政策”本来可以起到有效地促进农民参加新农合，改变农民”没病就白交”的传统观念，然而政策执行下来，却远远达不到原本的目标。因此，我们也应该反思，政策的执行过程的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应该如何改善？
当然，作为调研来说，发现新的试行方法对于我们进行新农合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益的，然而我们调研的主要目的并不只在此，而是发现问题后解决问题。笔者去年在贵州六盘水的调研发现，钟山区的新农合的执行情况还是相对良好的，无论从管理、宣传，到报销的程序、医院、政府，农民各个环节的反映都比较完善。罗定以及饶平位于广东，一个明显比贵州富裕的省份，因此尽管有相关的报道和数据反映这两个地方的农合执行出现的问题，但是笔者在调研前对这两个地方的新农合执行情况的预想还是相对乐观的，可是深入调研后发现问题远远并非想象中的简单。
首先从管理方面来说，在榃滨镇以及生江镇的调研都发现，两个地方的农合都没有相关的专门的负责人。所谓的”负责人”只是”顺便”进行兼任，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被调动。同时，管理的环境相对简陋，管理人员的素质更是令人担忧。笔者认为，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对于政策执行的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决定政策的走向。因此，政府人员如果没有具备一定的素质，政府没有充足的配备，那么就等于新农合的执行失去了基本的支持，如此下去，又怎么保证它的有效运行？
再次，从宣传方面来说，笔者发现，政府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在政策执行的前几年，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地宣传它，以求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而在过后几年，当农民的参合率达到所谓的”相当高”的比例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减轻甚至完全放弃新农合的宣传。然而。笔者认为，在政策执行的前期，为了让农民认识，了解政策，确实是需要大力度进行宣传，而在政策执行的后期，宣传力度更不能减弱。因为政策是在不断地调整当中的，农民有权知道国家对于新农合的新方针。就拿上面提到的饶平的新的执行方式来说，如果政府宣传得当，农民可以都知道每一年可以拿到相同金额的药费，那么他们就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政策的实惠。然而调查的结果并非如此，农民中只有少数反映知道这项新的政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一户人家还是从我们调研人员的口中获知的消息，他诧异地算了一下，他们家五口人，每年就可以拿100块的医药费，从这项新政策执行到现在，就因为”不了解”已经错过了几百块的药费！几百块钱对于年收入XX左右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数目！而且，笔者发现，政府在宣传的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应缴多少费用”的层面上，但是他们往往没有告知农民哪些费用可以报哪些不可以，应该怎样去报，以及报销的起付线是多少，异地报销又有什么区别等细节问题，其实对于有些农民来说应缴多少钱可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他们可以怎样从这项政策中得到多少实惠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然而，因为政府的宣传失责，他们对于政策一知半解，以至于对政策埋怨重重。政府总是会无奈他们的埋怨，认为所谓的埋怨是由于”无知”，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过”无知”真正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宣传失责。庆幸农民在帮助我们调查的时候也从我们口中获得了新农合的最新的政策以及一些报销的细节，但是毕竟我们每个小组的才四五人，我们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极微的，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宣传意识的改善。只有落实宣传问题，新农合才能走得更长远。
第三个相对集中显著的问题就是”门诊是否可以报销”的问题。笔者在征求农民对政策的意见的时候，无论是在罗定还是在饶平，大多数农民都反映希望可以报销门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大病住院毕竟是少数，而门诊费用却占据他们每年医疗费用的大部分。尽管每次的费用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会给他们的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当然，从农民的角度来说，报销范围，报销的比例都是越高越好。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毕竟，新农合政策设计的出发点是以保大病为主的，而门诊的报销肯定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这也不是意味着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笔者在饶平调研的过程中，曾经试探性地询问农民；如果每人加多5块，可以报销部门门诊愿意么？农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加多5块钱，10块钱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只要有得报销门诊就好。因此，笔者认为，门诊报销的费用，换个角度说，也不一定完全必须由政府来承担，农民也可以承担一部分，而且起初实行报销的比例也不用很大。对于罗定这样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实施起来可能还比较困难。但是在饶平，笔者认为有可能实行。
在此次调研中，令笔者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地方风俗、文化等外部环境对于新农合政策的执行也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在饶平调研的过程中，每到一条村，都可以找到好几家私人诊所，根据农民的反映，他们也比较倾向于到私人诊所看病，而所谓的新农合定点的镇卫生院却只有寥寥几个人，与私人诊所呈现的完全是不同的景象。既然地方风俗的影响这么大，那么政策的执行是否可以结合，尊重地方的风俗对于政策的成功与否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为丰富的调研，至少让我们发现了新农合政策执行中的许多问题以及一些新的方法手段，对于新农合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发现问题的同时，难能可贵的是可以有机会让我把课堂所学的社会保障学以及政策学、公共管理学等知识进行理解运用，当然，我也发现自己在调研中的许多不足。首先，是对课本，新农合知识的掌握还不够全面深刻，以至于在农民提出某些问题的时候没能很好的回答。其次，在调研的过程中，缺乏对某些问题的敏感度，如果有这种敏感度的话，可以再调查的过程中，立刻向农民提出，并得到相应的反馈，而不是事后想起错过机会。再次，尽管发现了许多问题，但是对问题的归纳，总结还是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以及分析能力，这还需要通过日后阅读相关的书籍进行提高。(作者：陈瑞佳)
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4月份课题的提出，从5月3日的招兵买马，新队员的加入，5月13日南风窗09调研中国的递交策划书，6月17日公布结果落选，到期末备考期间要兼顾暑假调研的前期问卷设计、实地调研策划细化、开工作布置会议，到7月15日正式奔向调研地之一粤西的罗定，相比去年，有中大研一的师姐、心理学专业、中文专业、统计学专业、医学专业、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加入，上一年调研老队员葛强、阿福等同志的协助，海时师兄坐镇，今年可以算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一次调研活动。
虽说准备较为充足，但是问题也存在很多。
新队员的把关和培训：专业不应该成为制约因素，更重要的是一份对团队工作负责的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按时按质完成任务，自觉发现问题，深入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
策划书生成过程：10天的策划时间，紧迫。大家的期望很高，项目负责人泳斌承受的压力巨大，他个人除了负责整体的把握，还要和一萍处理大量数据，负责至关重要的选址工作，每天就冲锋陷阵，有些细节没注意和没做到位。各项工作的负责人没有及时沟通好，导致团队在一种高压氛围下工作，特别是新队员承受很多。如何让20%的人带动余下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工作开心，值得思考。
问卷设计：总结去年经验，考虑到农民的文化水平，今年问题的设置大大简化，涉及的方面也较为齐全，每道题都有目的，选项也根据统计数据科学地设置。但是设计期间没有与指导老师及时联系和交流，也没有考虑到此次是入户调查可以把问题设计得复杂和深入，没有预调研，无法根据实地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没有对调查员进行细致培训，设计数据录入模版和输入口径没有很好统一，导致实地调研回收问卷情况不太理想，这需要谨记。同时，数据有时是骗人的，我们的问卷不是调研的一切，通过问卷可以了解情况，更重要的是，引发我们的思考。
调研地的联络和实况了解：之前是做了很细致的策划，电话联系了政府，落实了几处住宿地。但是到了实地，往往发现住宿环境的不理想，又得花费时间转移阵地。另外，人生地不熟表明了问卷和访谈过于随机，这对于入户调查是一大忌讳。能招募一批当地大学生成为我们的义务调查员甚至发展为调研队员，熟悉当地情况，联系政府，农户都能给予很大的方便。
调研进程安排：此次调研为期十二天，是按照先前参加调研中国的要求而定的。每天是走访农户，完成问卷，走访定点医疗机构（村卫生站、卫生院、医院），新农合办公室等。安排十分紧凑，有规律，欠缺考虑的是，应该让大家在中途有休息的时间，降低生病的机率，提供一个可以整理思绪，思考连日调研发现的问题，做好小结。
队员的离开：有队员因为实习、考试等原因，打算离开队伍。海时师兄背后做了多少工作，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包容、谅解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努力的方向，而他一直在坚持，离开只是暂时，加入调研队，一生都是队里的人。那天参加他的毕业照，中午滂沱大雨，在广中医的食堂，他一直讲他的担忧、他的期望，从他的眼里，我能看得出，这个团队的光荣与梦想，过往的，当下的，还有，未来的。
瑕疵之处
缺乏每天的交流：这里要自我检讨，泳斌作为项目负责人，要把握大局，让他奔走于两边，了解情况；本应是我的工作，组织交流总结和做好记录，当时自己的不作为，导致队员之间缺乏讨论交流。
鼓舞士气：人员流动大，中途人离开会扰乱军心；越到后期阶段，大家身心疲惫，越需要有鼓励和坚持，这都需要领队有周全的考虑。
山高皇帝远，地头蛇为大
门诊、儿童防疫新农合报销（精算，制定起付线、报销比例问题）：入户调查中，不少农民反映没有使用新农合报销，原因是大病住院情况不常发生，而普通门诊应该要予以报销。09年8月3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根据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能力，各地在重点保障参保居民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的基础上，逐步将门诊小病医疗费用纳入基金支付范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要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门诊统筹所需费用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列支，单独列账。开展门诊统筹应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中医药服务。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
虽然罗定、饶平都有大病门诊报销设置，但是鉴定严格，需要2位定点医院专家诊断，分管的副院长签字。10年罗定使用大病门诊报销的仅有7人，使用率极低。
相比城镇居民医保，在当前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保障程度下，开展门诊报销的可能性不高，还是以大病统筹为主。此外，儿童当前要注射疫苗种类繁多，收费颇高，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新农合此种设置不符合农民最迫切的门诊就医需求，如果制度是以广大农民的最根本利益出发制定的，那么，就我们调研两地的情况，如何划分和使用参合金，将门诊、儿童防疫适当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迫在眉睫。
未报销农民领取药物：在饶平，参合当年没报销可获得价值20元参合金的药品，药物的种类和定价是怎么样的，otc还是其他？农民取药是自愿去取还是派发到未报销的每家每户？在罗定，此类举措还没实施。是否可以借鉴，让农民感受到政策不仅是收钱，还会返还？
“半强制性”新农合的合理性：生产大队用公有的松衫、鱼塘承包每年得来的分红统一购买合作医疗（这点合理，见下面规定），又或是用国家补贴的农业税来购买（违法），将新农合变为”强制性”的医疗保险。参合率得到保证，10年基本覆盖原来是这样达到的。
根据罗定新农合章程，第十一条筹资标准。合作医疗实行分档次补偿制度。镇（街）、村集体经济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可对参合农民给予适当的缴费补助。饶平县09年新农合章程，第四条 新农合基金由各级财政扶持资金、社会资助和农民交纳的保障金构成。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量力出资扶持农民参加新农合。
此类扶持，实际上是由村委、生产大队一手包办，据农民反映，把分红或国家补助购买新农合以后，剩下的钱有些村返还给农民，有些村却被村干给”吃”了。一方面，新农合中”集体经济出资扶持”能提供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新农合却给村干钻了空子，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好借口，部分农民愤愤不平，说如果不是大队统一购买，他们绝对不愿意参加新农合。惠民政策被民所厌恶，根源还是在地方执行。
住院报销–住一晚不给报？：罗定入户调查中，家里有孩子生病住院的叔叔告诉我们，孩子住院一晚不给报销，质问医院，要住够三晚才能报销，当地住院的定义和能给予报销的规定是否合理？
合作医疗宣传的必要性：参合几年后，农民”买惯”了，合作医疗的宣传是否变得可有可无，无需宣传？宣传车喊着口号，在田间走过，此类宣传作用有多大？
合作医疗宣传还是十分必要，每一年的报销比例和报销程序都会变动，如果农民事先知晓，知道能及时报销，手续比之前简化，也会愿意去报销，而报销时就会消除很多误会。
村卫生站的建设：优秀医生都会流向待遇好、福利高的大医院，无好医生留在基层。村卫生站多是私企性质，自负盈亏，毫无公益性可言？
在走访罗定围底寻贤村的合作医疗卫生站时，该卫生所有三位医生（一位毕业于广西的医学生和两名经验丰富的土医生），均为寻贤村村民，论资排辈，资格最老的医生是站长。每年政府补贴一万元，此外医生没有任何固定补贴，单靠给农民看病难以维持生计。这位医生向我们诉说了很多无奈之苦，也希望我们能把基层情况反映到上级，让乡村医生和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能得到改善。
村卫生站是建设卫生三级网络的重要一环，保证农民最基本的就医需求得到保障。罗定市的计划是做到各村有一站，现在有70多个站在建设中，100多个已经被验收。
监管力度问题、新农合专职人员编制：
在罗定围底五华村调查中，一位约摸30多岁的叔叔反映情况，矛头直指定点医院（围底中心医院）。概括起来有两点：一，医院收费太贵。由于农民病人与医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院处于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所开药物价格任由医院定价，住院贵即使有报销，自负部分还是过高难以承受。二，医院缺乏监管，其收费贵问题正来源于此。据了解，医院的用药和住院清单中的药物都是用代码代替，农民根本不懂，也无计可施。医生多开药，各项检查的情况屡见不鲜。农民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反映和投诉情况，即使投诉有门，都很可能是无功而返。
在围底镇新农合办公处进行调研。只有两名新农合工作人员，宣传、核算账单等工作一手包办。他们还不是专职人员，而是兼有民政、新农合等多项工作于一身的”能手”。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只负责新农合资金核算的部分，只算账，没有管理、监督新农合资金的作用。
在走访罗定市卫生局新农合办公室主任也反映，由于编制问题，市合医办的8名工作人员中，正式编制的只有2人，这对于管理、监督全市新农合工作都是远远不足的。
农民自用药情况：去医院看病贵，走访罗定时，有农民反映自己看广告买药（特别是慢性病），不求痊愈，治标而已。关于农民自用药情况，他们的用药习惯，医生在其中的指导作用有多大等问题，值得深入了解。
其它问题：
征地农民：征地问题也被村民多次提起。被征地农民”无田无地”双失身份的无奈在此地可以粗粗一览。他们中的许多都被政府征收了土地，补偿金不高，主要靠外出打工和做些小生意获得收入，总体收入水平也是较低的，村民们对此颇有微词。调查中，当问到一位大叔他们家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之时，阿叔反问：”到底点算系农民，点样算系城镇居民？好似我地甘，又无田、地又被证晒去的农民，究竟系个点样的身份？”（当地话）这些话，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用也是一直为人所诟的”户籍制度”来对应，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而户籍制度和失地农民，这又是另外两个大课题了。
电子零件加工
罗定围底镇寻贤村水库承包：养殖鱼等，污染严重，对周边农田灌溉、村民用水造成极大不便。
在这里
新农合这个大课题，结合现正炒得火热的新医改，我很记得和傅哥哥聊天时，他说的一段话：”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或构建一个制度或一项政策，既能够平衡到各方面的利益，又可以真正落实到细节的各个方面，从而令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制度带来既福利。但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这个是一个值得时时刻刻顺带思考既一个社会问题。”在调研中，和赖老师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课题研究，给的是建议，是改善政策，但是被采纳与否，关乎到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博弈，已经不是我们所能触及的范围了。我们所做一切，即使改变不了现状，但起码表明了这个社会的不公，使得更多的人去关注，去反思：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直在想，坚持了两年的调研，自己到底为了什么，做了什么，团队的作用又是什么，今年比去年进步了多少，又在哪些方面有所欠缺。心里骂自己无能，跟海时师兄说，知道师兄师姐疼爱，自己本应当承担更多，但是时常感觉自己无力和懦弱。
调研不是为了比赛，参加南风窗调研中国，一是为了争取调研经费，二是想利用杂志的影响力使我们反映的新农合情况更有力，更有效地改善农民医疗卫生问题。落选调研中国，团队并没有泄气，大家一致同意用挑战杯所得奖金作为暑假调研的经费，葛强师兄和海时师兄更是作为表率，先前的报销暂时搁后。
记得在给海时师兄的信里我写道：”我们不是要做一个企业，而是一个集体，企业是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做事，因为他们本身的理想就是如此；而集体的话，可以由于一个项目而聚在一起，队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有的出国、有的考研、有的工作等等，集体可以好聚好散，但是精神不灭，那就可以了。就像我跟阿福聊天说过的：无论是责任，还是感情，还是向心力，这个团队是个奇妙的集合体。里面的子集是自由的，但是都存在共同的特性–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却绝对捍卫团队名誉和希望保持做实事、说真话的精神。我们调研队的人，走出校园，进入社会，都会保留这份精神，在自己各自岗位上坚持着。” 这个团队的真挚，不争名利，是吸引我一直呆在这里的最最重要因素。
暂且不把这里看作是一个比赛，展现自己的平台，不把这里看成是发表内参文件，上报中央的阵地，我把它作为是一个讨论学习小组，关怀民生，关注社会。暂且不提改变现状，改变农民的生存状况，这里改变的，首先是我们自身。
对比往年，看到自己的成长，团队的进步，足矣。(作者：邱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