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也认为，“这是此次改革方案中的最大亮点。”
过去的行政体制改革，经常陷入“精简——又反弹膨胀——再精简”的循环怪圈。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分工精细化、专业化，社会管理事务越来越多，比如很多互联网上出现的新兴产业、新问题，政府又要设置新机构、新人员、新办法去管理。”李春洪身在的发改委系统就扩充了诸多职能，需要为无数社会事务批文件，“从大型主题公园建设，一直管到方便面涨价”。
“这样下去，机构改革永远也没有尽头。”李春洪说，“很多公共事务需要区分，那些人民自己能管好的，政府就别再管了。”
但政府单纯“放权”给社会组织，也不绝对是良药。
众多人大代表认为，还应该致力于培育好社会组织，防止变成“二政府”。
各地不少行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检测机构大都和行政管理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直接从行政部门分离出来。不少政府领导、工作人员退休后直接去行业商会任职，完成了漂亮的“转身”。这种“半官场生态”的利益链被诟病已久。
汕尾市政协副主席李秉记就深有体会。
他在担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带队做过多次食品药品检测的调研。“现有涉及食品药品的检测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怎么保证你的公信力?还要找地方政府要检测费用，财政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一判不合格，还能拿到钱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也撰文直指这一弊病：“在北京，行政级别属于副部级以上的社会组织超过20个。这些社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自成系统，或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或是参照公务员管理。”
“为什么叫他们‘二政府’？因为他们管的事情简直和政府一样。但政府不能收钱，否则就成贪污了，而行业商会还可以光明正大从中收钱。”李春洪说。
他举例，有的行业商会自己做起了工程验收、咨询的生意。因为他们有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他们报上去的项目，审批就容易通过。“这样一来，就会有不少企业托他们来验收、上报，行业商会可以公开收取验收费。”
在他看来，对行业商会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应当促使其去行政化。
“我建议，在改革时，要让这些社会组织的人、财、物和政府部门全脱钩，必须脱得一干二净。政府人员退休后，不能再到自己相关领域的社会机构任职。你是管教育的，退休后就不能再跑到与教育相关的行业协会任职。”
李春洪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是改革方向，其中需要加强的就是“去垄断化”，绝不能搞一家独大。
“一件事不能让一个社会组织干，一垄断就糟糕。比如规定一家流通业的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的定点对口单位，从此不改，那这家组织又变成了‘二政府’。应该让这个行业里的企业自由组织、自由竞争，政府看谁的服务好，就买哪家组织的服务。”
李春洪建议政府部门必须明确、详细地规定，选择社会组织是依据什么标准。“一套流程要出来，不能再有暗箱操作，让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
李秉记认为，涉及食品药品的检测机构“不能在任何政府部门之内”，需要作为独立的第三方行使职权。
陈剑指出，从功能分析，“至少一半以上”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都可以回归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民间性的社会组织”。这将极大推进“小政府、大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我们的社会组织长期不发达，民众缺乏能够为自身利益代言的组织，难以同政府有效沟通、协调。这实际上造成政府与百姓‘硬碰硬’，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矛盾，而且不容易化解。如果由社会组织出面，则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对民众来说也更有公信力。”李春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