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我作的主要是量子力学的研究工作。将旧量子力学的错误阐述得更清楚了，将新版量子力学——定域实在论量子力学——琢磨和更严谨了。即将出版两部学术著作，一部是汉英双语《定域实论量子力学》，另一部是中文的《质量宝贝》。这两部著作的前言概括了我这一年的工作。兹用这两篇《前言》作为XX年的工作总结。
《定域实在论量子力学》第一版《前言》
——非正统量子力学宣言
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正当时的“正统理论”。有一大批人（特别是话语权比重大的人）都在维护（甚至是捍卫）正统理论。官方也只相信正统理论。受既定观念、情感、政治气候、学术气候和私利的影响，维护正统理论的人会失去理智地压制不同观点。这样就形成了正统理论学术壁垒。实时权威失去理智（蛮不讲理）的行为比较隐蔽，原因有：第一，他们有意无意地利用“相信和支持正统理论的人数多、气势大”的优势，制造了貌似合理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局面；第二，利用诡辩术掩盖正统理论的不足，蒙蔽世人；第三，将错误的选择装扮成人类无奈的选择。
在维护正统圈外的研究者中，谁发现了实时权威们在科学中失去理智（蛮不讲理）的地方，谁就有可能获得较大的突破。
正统量子力学家失去理智的地方有很多。下面略举几例。
（1）利用云室的工作原理做实验，实验成功之后又否认云室的工作原理
在设计制造云室时承认云室的工作原理是，过饱和蒸汽会以电荷为中心开始凝聚。可是，在成功地捕捉到带电粒子的径迹之后，却不承认过饱和蒸汽以电荷为中心开始凝聚，而是认为粒子在云雾径迹的内部空间的各点上随机地出现，呈现位置不确定的状态。如果承认“过饱和蒸汽以电荷为中心开始凝聚”，就承认径迹的3d回归曲线就是粒子的准确运动路径（径迹横断面的中心就是粒子的准确位置）。粒子的方向和位置都是准确的（即同时测准了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样一来，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原理）就失去了其在量子力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维护测不准原理的基础性地位，不得不违反科学原则地拼命否认云室捕捉到粒子的径迹是同时测准了粒子的动量和位置。即使承认那种情况下同时测准了微观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也要利用“量子退相干”概念，说那是微观粒子进入了量子力学之外的经典力学状态。但是，量子退相干的条件和机制都不清楚，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发生量子退相干仅由量子力学家的主观愿望而定。如果说在云室中运动的微粒符合量子退相干条件，那么，电子衍射实验中的电子也就达到了量子退相干条件，电子在穿过双缝时就可以确定它走哪一条缝。正统量子力学家横蛮到了什么程度呢？从“已经将离子静止在势阱中，也不承认同时测准了微粒的动量和位置”的事例不难看出来。
（2）电子衍射实验解释的非理性
光子比较容易产生，几乎所有的碰撞都有光子产生。在电子衍射过程中，有不少电子打在狭缝的边缘上，极有可能产生光子。这样看来，电子的衍射实验产生的衍射环极有可能是光子导致的。理智的做法应该是在排除了光子的衍射之后才能得出“电子衍射实验证实了德布罗意波的存在”。可是，量子力学家却在未排除光子的衍射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认为是电子表现出了波动性，具有波-粒二象性。验证电子衍射实验中衍射环是否是由光子导致的，非常简单。但是，量子力学家就是不做这样的验证，而宁愿采用不严谨的态度处理这件事。
就算电子衍射实验中的衍射是电子发挥其波动性而直接造成的，对衍射的具体说明仍然充满矛盾。对于多电子通过单缝时的衍射，利用不同粒子间相互干涉解释。对于电子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双缝导致的双缝衍射，利用单个电子的惠更斯原理解释。对于电子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单缝导致的衍射，利用概率波解释（可是，这种情况下的衍射图完全是一幅概率统计图，没有发生干涉，不能表明电子具有波动性）。在第三种情况下，暗纹处电子出现的概率比邻近明纹处电子出现的概率小许多，而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暗纹是由干涉导致的，不是粒子出现的概率低。如果与光波比较，且第一种解释和第二种解释正确，那么第三种解释就不应该正确，也不是对电子具有波动性的验证，而是相反——未显示出电子具有波动性。
（3）德布罗意波的波速困难和稳定性困难
即使电子等实物粒子的衍射实验结果真切地证实了德布罗意波的存在，还存在德布罗意波波速问题。德布罗意波的相速度大于光速。量子力学家对此的解释是，德布罗意波是波包，波包的群速度就是实物粒子整体的速度。如果德布罗意波真的是由一系列速度不同的单色波组成的波包，那么，做电子衍射实验时又怎么能得到清晰的衍射图样呢？这样的解释明显充满矛盾。不能回答波包中那些相速度超过光速的单色波是什么波。特别是对于双缝衍射，如果电子是波包，那么它在穿过缝而发生惠更斯分裂时，产生的就不应该是波长完全相同的一列次级子波。再说，电子是非常稳定的粒子，如果它是波包，那它在碰撞时波包就会分散成各个不同的单色波，电子也就瓦解了。但是，电子在一般的碰撞条件下并不分解（衰变）。
（4）将狄拉克方程的负能量解与正能量的反物质对应起来
狄拉克的相对论性量子力学方程有两个解——正能量解和负能量解。如果说这两个解在现实世界中有对应的事物，那么负能量解应该对于名副其实的负能量物质。可是，量子力学家认为，那种负能量解对应于反物质。要知道反物质的能量也是正值。量子力学家的这种选择犯的是中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选择。那是因为量子力学基础理论和量子场论中的“零点能”概念需要这样选择。如果正确地选择负能量解与负能量物质对应，那么，真空中的虚粒子对就是正-负能量粒子对，而不是物质-反物质粒子对。
（5）将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大
认为凡是量子的特性都是量子力学的特点。这相当于认为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能覆盖全部的微观世界。辩证地看，即使是在微观世界中，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也一定是有限的（量子论的适用范围倒是可以覆盖全部的微观世界）。实际上，量子不等于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不等于量子论（量子力学只是量子论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小于量子论的适用范围）。量子力学的前提条件中没有量子纠缠的内容，量子力学的逻辑系统也不能描述量子纠缠的具体过程。量子纠缠的现象和规律可以在量子论的适用范围之内，但应该在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之外。以量子纠缠为核心的aspect实验证明的是量子的特点而不是量子力学的特点。
（6）对海森伯关系仅选择“测不准”这种解释
经典带电粒子绕中心电荷作准确的匀速圆周运动（例如玻尔氢原子），存在pr=ħ的关系。此式与海森伯关系δxδp=ħ极为类似。利用经典轨道运动方程可以严格地得到海森伯关系。归纳起来，δxδp=ħ可表示的意义有：动量与线度之积为一个常数；曲率与曲率半径之积为一个常数；动量与位置不能同时具有准确的值。量子力学家只选择这三种解释中的一种。有人从经典轨道运动方程出发而导出了海森伯关系，量子力学家也不承认。
量子力学家的强词夺理的其他事例将在正文中补充。
看了上面列举的正统量子力学家的强词夺理的几种表现。就知道量子力学令人困惑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是：量子力学的逻辑系统是可用的，然而其解释系统和测量观念不正确）。如果纠正了量子力学家所犯的上述错误，得到的必然是保留了现有量子力学逻辑系统而颠覆了量子力学解释系统和测量观的定域实在论量子力学。不确定度关系也只是量子力学解释系统和测量观的基础而不是量子力学逻辑系统的基础。如果电子衍射实验中导致衍射的原因是电子冲击固体表面产生了伴光（或者是电子湮灭掉真空中虚粒子对中的负能量光子而留下正能量光子），伴光再发生衍射，且量子纠缠和量子隐态传输现象在量子力学的适用范围之外，就不需要隐参量，更不需要“定域性、实在性和确定性三者不可兼得”的解释，epr佯谬也不存在。
应该将现有的量子论拆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适合于描述量子纠缠相互作用和量子隐态传输过程的理论；第二个支分是适合于描述微观世界中除量子纠缠现象和量隐态传输过程之外的相互作用规律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分支将会发展成为“隐态传输力学”。结合电子衍射是伴光的衍射的解释和测不准原理不是普遍适用的结论，第二个理论分支将发展成为定域实在论量子力学。aspect实验就再也不能否认定域实在论量子力学了。
定实在论量子力学就要闪亮登场了。它将保留现有量子力学的逻辑系统而向量子力学的解系统和测量观开炮。一定要打破正统量子力学学术壁垒！
《质量宝贝》第一版《前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者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冷战时期。国际上的外交也逐渐转入了“价值观外交”新阶段。大国博弈进入了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加剧价值观输出攻势。如果东方人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思想方法，就不利于共产主义思想向西方的渗透（相反，有利于资本主义思想向东方渗透，即在“冷战”过程中对东方不利）。现阶段，生产的目的和管理的目的都可以不受社会制度的绝对制约。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目的也可以是为人类造福（有少量优秀私企早已跳出了功利性管理的圈子）。但是，受过去遗留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本质的影响，目前西方管理的本质和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属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分配和使用的功利性管理。这种功利性管理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是正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西方的管理研究是将劳动力也当商品的物质财富管理方法的研究，也是约束性生产管理研究，侧重于技术程序标准化约束，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严重缺乏精神财富管理研究（或思想管理研究或素质管理研究）、情感管理研究和管理学本质的研究。这就迫切需要公益性管理思想方法的诞生。非功利性管理也不是完全不要经济效益。许多成功的案例表明，是能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确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双丰收。
质量是积极程度、且具有价值，存在质量交换规律。顺应质量规律以质遂愿，“物管”和“神管”双管齐下，技术管理和思想管理齐头并进，义的引导和利的疏导联合使用，以按质分享的原则调控“利”的作用和流向，不断提高管理活动中培养情操和意识及能力、塑造人格、教化思想观念和关怀人文四职能所占的比例，追求个体行为对全社会有积极作用（不是仅关注顾客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以创造良好感受为目标。这就是与共产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相协调的现代东方管理理念。其中“以质遂愿”是纲领，“神管”（即以素质管理和情感管理〈品格和能力培养、人格塑造、思想观念教化和人文关怀〉为扛顶激励管理模式的高层次管理）是核心。管理的过程既是产品质量提升过程又是人品提升和人格完善（人员素质提高）的过程。追求的是为顾客创造良好的感受，提高所能影响的人的幸福度指数。素质管理概念和情感管理概念都有人提到过，但是，缺少“以质遂愿”的纲领，不能形成东方管理理论体系。正是限定质量是积极程度且有了“以质遂愿”的纲领和“神管”的核心，才奠定了现代东方管理理念的基础。现代东方管理理念也可以用几个字高度概括，那就是“神入而治”。意思是，通过净化心灵和洗涤灵魂的真情人文关怀而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管理。含有中国古代“无为而治”之中所包含的“让人明白事理加强自我约束从而达到不管而管的目的”部分思想。但“神入而治”与“无为而治”不同：它并不像后者那样突出“无为”。所以，它是源于古老的东方而“进化”为具有现代气息的管理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管理理论没有阶级性，现代东方管理理念的适用性与社会制度无关。换言之，无论是公有制社会还是私有制社会，都可以使用现代东方管理理念。关键在于生产目的的选择。
“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的质量定义是朱兰以其世界质量管理学泰斗的光辉压倒了其他质量定义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主观质量定义允许“满足不合理要求的程度高也可以叫做质量好”。就是说，主观质量定义的最大缺点是对质量没有积极性限制（难逃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目的枷锁。导致管理以顾客为关注的焦点，而不以社会一般需要为关注的焦点）。笔者指出了朱兰质量定义的包括这种大缺陷的六大硬伤，认为事物的质量是事物的积极程度。“质量是积极程度” 的质量定义既涵盖了朱兰质量定义的所有积极内容，又限制了朱兰质量定义中的“要求”是对价值的要求，从而克服了朱兰质量定义的缺点。准确地把握了质量的本质，与奔向共产主义的大目标相协调。它不仅好记好理解，而且与价值是积极作用的价值定义极为对称，为质量具有价值的观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为什么要提高质量和怎样提高质量这两个问题，不能仅注意怎样提高质量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缺乏纯正的提高质量的动机，无论提高质量的方法有多好，也不能很好地实施。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还很不足（或者说很不均恒），人们在提高行为质量方面所下的功夫远远不够。
为什么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能带来效益”的回答显得比较肤浅。提高质量为什么能带来效益？是因为质量具有价值，质量可以创造价值，质量具有巨大的潜力。更重要的还有，不管你是否愿意将提高行为质量作为一种投资，但提高行为质量的“投资”都是“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换言之，质量决定资源的创造、占有和配置，最终决定我们的良好感觉及生存和发展状态。在市场竞争中，资源的创造、占有和配置始终是由行为质量决定的。实物质量也是由行为质量决定的（是行为质量的部分反映）。所以，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行为质量的竞争。除了人道主义的施舍、救援和“以权谋私”以外，人类社会的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方式是按质分配，即社会分配的主流规则是按行为质量分配。质量创造价值的过程主要是以质量换回价值的过程。质量具有价值及质量能换回价值决定了质量可以交换。质量按照一定的规则（即“质”和“量”的比例等）交换构成了质量交换规律。质量是宝藏，需要开发。
幸福度指数最高的国家并不是最富足的国家；有些富人的幸福感还没有一些穷人的强。这表明，幸福度指数并不与物质财富的多少成正比。人类的行为目的和管理的目的也应该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转变为“追求幸福感最强化”。最好是“追求幸福感最强化”为主而兼顾“追求利益正常化”。人类的管理也应该从生产管理转变为“以‘神管’为主而兼顾‘物管’”。在工业革命时期，管理者只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工人的死活，从而使那个时期的生产管理的目的是罪恶的求利，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和劳动力买卖关系。现在，虽然情况大有好转，但资本主义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还残留有那种烙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人文关怀当作管理之外的东西）。这从质量定义可以看出一般：西方管理所使用的质量定义核心是“顾客满意卖得出去的就叫质量好”而不管产品对整个人类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所以，西方管理理论的灵魂还需要洗涤。
人类在向更高的目标挺进的过程中，妨碍挺进速度的是下列两大障碍：第一，技术障碍；第二，德行障碍（非技术的思想行为障碍）。所以，一个国家应该有以科学规律、政策、法规为核心的技术管理和以社会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思想管理（如中国以马列主义和传统价值观为核心）。企业是社会的缩影，所以企业管理也应该有“约束性生产管理（物管）”、“思想管理”（或素质管理）和“情感管理”三套相互协调的管理体系。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的不好现象是，研究技术的人认为克服道德障碍的事与自己无关，研究道德理论的人也认为技术问题与自己无关。在质量管理方面，则是普遍认为提高质量的技术方法很重要而“解释为什么要提高质量的理论，如何转变不怎么重视整体行为质量的人的观念”的思想管理不怎么重要。现有的经济学、管理学、质量学几乎是纯粹的技术理论，伦理学又几乎是纯粹的道德理论。只有哲学等很少的学科是将技术问题和德行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质量管理理论被认为是统计方法（数理方法，纯工程技术方法），直到现在质量管理仍然是联合执行的技术方法。对于组织的文化、理念等行为指导思想的建设和管理，仍然是既缺乏具有现代气息的纲领性的准则，又缺少具体的方法。质量交换规律的发现和以质遂愿规范的倡导，有利于将经济学、管理学、质量学建设成为“将技术管理方法、道德管理方法、精神管理方法（或情感管理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理论。因为“辩证”和“以质遂愿”就是道德方法指导纲领，它能引导人们在改变价值观（或提高行为质量价值、提高道德水平、增进情感交流）的同时提高活动的经济效益。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而思想源于思维。辩证思维方式是最佳思维方式，一切正确和科学的行为都来源于辩证思维。我们得到的重要结论是：如何达到目标？回答是“以质遂愿”；如何以质遂愿？回答是“真情人文关怀”和“辩证思维”。
对于分配非劳动产物和非亲为的劳动产物及非工作时间内的行为影响到的资源，按劳分配的理论和原则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人气资源”的分享（包含分配）不是按劳动量进行的。提出质量天下理论及按质分享理论和原则，可以弥补知识经济理论和按劳分配原则的不足。行为质量决定资源创造、占有和配置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社会价值体系的作用。提高质量可以在资源占有和配置上取得更多的优势。行为质量高，必然会导致“人心所向”，“人心所向”必然会导致“资源所向”和“价值所向”。“按质分享”就是必然的。
价值的增长一般是非线性增长，非线性增长的价值与对应的线性增长的价值之差不属于劳动量的范畴。可见，即使是对于商品，价值并不是全部由劳动量决定的。价值的非线性增长的理论一出世，马克的劳动价值论乃至资本论的学术价值会立即下滑。
各个机构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有投机取巧的倾向。需要自身的道德和习惯以及公平、公正和正义的环境来约束。需要缔造一种和谐的质量文化氛围。既然行为质量决定所有的人造价值，那么，在崇尚道德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以“提高行为质量”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愿，即“以质遂愿”（或“以质遂意”）。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是行为质量的产物。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认可，包括（或可以发展成为）对其提供者的行为质量的认可。以质遂愿是质量文化和质量道德的核心。
知识经济理论的弱点是对描述行为效果和非经济资源的分享显得“力不从心”。罗孚、通用、福特等企业的沉浮案例正如郭重庆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单靠技术（或知识）获得高额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文化、理念、管理等产生的效果（即整体行为质量的软件）对于企业乃至国家的经济会更重要。这只能表明曾经风靡一时的知识经济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许多人认为比尔•盖茨的价值大多不是实体价值。价值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透支，那么比尔•盖茨的价值最大的可能是质量的价值而不是未来价值的贴现。这表明了知识经济理论有发展成为质量天下理论的理论需要和现实需要。
质量交换规律的发现，以质遂愿规范的倡导，按质分享理论的问世是质量管理基础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对质量管理的应用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们是现代东方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作者的本职工作很忙且与质量管理基础理论研究没有利害关系。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社会力量支持，这个课题的研究就有搁浅（中断）的危险。所以，质量交换规律的发现者、“以质遂愿规范”倡导者和“按质分享”经济理论提出者向广大质量管理工作者寻求广泛的支持和合作。
XX年4月9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刊发署名文章《中国呼唤世界级大师》，舒行先生分三个层次论述大了师的定义，社会影响，呼吁要创造“大师”出现所需要的温润的社会土壤。舒行在文中对中国缺乏世界级大师表示忧虑。《中国呼唤世界级大师》的文章传播到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目前在质量管理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利于大师生长的因素：第一，跟在西方学者的后头研究（俗称：跟着说，即在他们的学术思想框架之内研究，并以西方学术思想为标准评价境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注：西方的技术管理是先进的，在技术管理方面以西方为旗帜是正确的，只是不能全面“唯西是从”）；第二，重钱、重权、重背景，而不重视新人的实际的学术水平。前者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风格，且在“近亲繁殖”、排斥异己。后者导致的恶果是：新人的学术水平再高，其著作难以出版，文章上不了高级别的杂志，有水平的新人要费很大的劲也只有极少数被社会认可，多数仍被埋没着。其他不利因素还有：自己不首先挖掘和承认潜在人才，而是等待社会承认了之后才重用。凭自己的直觉和判断挖掘、招揽和重用潜在人才始终是国人所缺乏的特点（国人是几乎相反——不愿意冒任何用人方面的风险）。若有教授沿着探索质量交换规律这种发源于中国的研究思路继续研究，就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级质量管理大师。
中国如何由产品输出大国变成文化输出大国，如何实现由经济发展导致的文化科技的飞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本书虽然是文集，但所建立的理论都形成了体系。除发现质量交换规律、倡导以质遂愿规范、建立了现代东方管理理念之外，作者还建立了质量经济理论和质量世界理论，揭示了按质分享的社会分配形式。
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和合作频繁经，政治制度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流派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市场一派繁荣景象。同时，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物欲横流，钱本位和权本位思想严重入侵学术界。若权威对自主创新性特强的成果表现得过于慎重（以致易被误认为是“冷淡”或“麻木”），就很不利于“大师”胚胎的发育。谈不上为“大师”的成长提供理想的土壤。实际上，也许只有“另类”才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大师。
大师来自何方？曾经的伟人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天上掉下来的么？……结论是从实践中来。就是说，人才是环境培育的。若社会环境没有及时地培植自主萌发的正确思想，“大师”胚子就不能茁壮成长。“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作者
XX年12月4日 于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