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的父亲
停电了，出租屋里一片漆黑。我点燃一根腊烛，黄豆般大小的微弱火光在黑暗的包围中摇曳着、挣扎着。烛光中，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多年未归的故乡， 那位于湖南耒阳的一个小山村。在一间青砖黑瓦的小屋里，窗外是无边的寒冷的夜与凛冽的风，一盏正在燃烧的煤油灯散发出昏黄的光来。灯下，我和我的父亲、母 亲还有哥哥正围坐在一起谈笑着。父亲饱经风霜的脸时而微笑，眉心一条清晰可见的“八字”皱纹里挤出了快乐;时而紧皱眉头，心头的结久久不能释怀。青丝里的 白发也在灯光的撩动中若隐若现，颤栗着，诉说着……
生育我的小山村属于比较偏远的乡土，直到八十年代末尚未通电，家家户户都点着煤油灯照明。乡亲们通常所用来驱赶黑暗的煤油灯有三种。一种 被称作“马灯”：用铁制成，中间有一个圆玻璃罩，下部是盛油的底座，上部为透气孔。圆罩里有一个可自由调节火光大小的火芯。乡亲们可以提着它到外面行走，不会被风吹灭。第二种称作“台灯”，比马灯简单，亮度也不如马灯，只是一个高玻璃底座上罩着一个薄薄的如葫芦般的玻璃灯罩，灯罩里是可自由调节火光大小的 火芯。这种灯一般只有村干部或文化人才用得着，如村支书、村主任以及民办教师之类。我家所用的煤油灯最简单，不仅比台灯矮小，而且火光也小，并且火芯裸露 在外面，没有玻璃罩子罩着。父亲说，有这样的亮度就够了，“你们想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节省不少的煤油呢!”
冬季的夜是寒冷而漫长的。我家的屋后是一座立满青松的山头，不时传来呼啸的北风刮过松林的“沙、沙”声;屋旁的小溪，在此时水也大了起来，“哗、 哗、哗”地一夜响个不停，在寂静的山村里特别清晰入耳。我们与父亲围坐在桌前，桌下是畏畏缩缩的炭火，桌面上摆着一盏布满油渍的煤油灯，豆大的柔弱火光在昏黄中颤栗着，好像也怕冷一般。农村本来生活单调，在这夜灯瞎火的冬之夜，更是无甚活动可搞。我们吃完晚饭后便在一起闲聊，以此来打发这漫漫长夜。
这时，父亲通常会点燃一支“喇叭”状的纸烟或廉价的香烟，“叭嗒、叭嗒”地吸着，烟雾与昏黄便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嬉戏。这时的父亲，也不过四十来岁的年纪，但白发已早早地从青丝里钻了出来。但是此时的他，会露出平日里难见的轻松或微笑。不过，父亲与我们的闲聊，绝少会说一些无谓的笑话与闲话，他总 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话题引入以他所要说的领域。如今细细归纳，当年父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居然是全面的，几乎包括了文、史、哲等多门学问。
为人处世，是父亲常说常新的一个话题，他经历过的时代多，阅历丰富，又喜欢与村人交往，很多人情世故，他随口都能说出一大把。而我们对这些又颇有 兴致，不仅易听易懂，而且都是真人真事，觉得生动有趣。其时，他正好手上有一本发黄的线装书，书名曰：《增广贤文》。此书已严重磨损，黄纸已发毛，字为毛 笔竖写并多繁体，不知是那朝那代遗传下来的手抄本了。父亲原本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再加上《增广贤文》的微言大义与字多为繁体，父亲在给我们解读时便会 出现几多的误解。如“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父亲的解读是：“天上的‘相子’(我们方言管星星叫相子)整个天上都是，但知心的人又有几个呢?”此时， 我读小学，哥哥已读初中，对父亲的一些常识性的误解已能分别，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笑而不言，因为我们觉得父亲的误解也很有意思，很能结合实际，似乎比 书上的本意还来得有趣味。父亲总是能够瞧根据他的思想观念以及处世为人的准则来赋予《增广贤文》新的“内涵”，真是活学活用，与时俱进呀!所以，父亲对 《增广贤文》内容的误读，我们却能够熟记于心，至今也还记忆犹新，而学校里的老师所讲过的许多冠冕堂皇的道理，我早已忘到九宵云外去了。
然而，如果是父亲当天刚刚做完小买卖回来的晚上，便没有了这般轻松而有趣的闲聊了。这样的晚上，见到的只是煤油灯下父亲认真、严谨甚至忧虑而眉头 紧皱的面孔了。父亲为了全家的生计与我们兄弟的学习等费用，一年到头奔波忙碌。这寒冬里，本已是农民的“冬眠”季节，可当很多的乡亲们都是在温暖的被窝酣 睡或在暖洋洋的炭火前拉家常、打扑克之时，父亲却已在东方尚未露白之际，冒着寒风冷雨或纷飞的大雪上路了，他要赶到二十几里开外的集市上去买一担鸭蛋并在 天黑时分赶回来。中午连两毛钱的米粉都舍不得吃，可这一路上他要走过多少泥泞、爬过多少山坡呀!在当夜的梦乡里，我多次听到父亲止不住的咳嗽声。第二天， 父亲又是天色未白赶紧上路，将买进的鸭蛋挑到十来里远的集市上出售。如果在路上，一步没迈稳，摔倒在地，不仅劳动白费，而且血本无归。现在想想，当年在泥 巴路上担着一百多斤重物、气喘吁吁的父亲，还得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
售完鸭蛋回来，通常已是夜幕深沉了，这时父亲也顾不上吃饭，甚至顾不上擦掉土布衣裤上溅满的泥水，就一头钻到煤油灯下，清点起当天的帐目来。这样 的时候，父亲的脸是腊黄腊黄的，没有一丝血色，这是整天的饥寒交迫在他脸上留下的杰作;父亲眉头紧皱，深深的皱纹里填满了担忧与紧张。我们都很“识趣”， 知道这时的父亲是不能打扰的，只是远远的看着。只见父亲从衣服的里三层掏出一把钱来，各种面额的都有。他用控制不住的颤动的手先将一张张纸币按面额分开： 五十元的放一叠，然后是十元的放一叠，再是五元、二元……直到五分的。分好之后，父亲先将此次买卖的本钱拿出来，再数剩下的钱。有时剩下的钱太少，父亲会 连声叹息;有时发觉数目不对，父亲便会一遍又一遍的清点，直到满意为止。但只要没有亏本，父亲在清点完之后，还是会露出几许笑容，尽管笑容里充满了无奈与 叹息。
家里的吃喝拉撒已够父亲费尽心血了，可他管起公家的“闲事”来却还是奔走得脚板朝天;父亲一生与做官无缘，但他却干了几十年当官的活计。他的职务 虽则没有名称，但“权力”却比组长大，比村长小，相当于农村六七十年代的“大队长”或者旧社会的“维持会长”吧。他管的是全湾(我们管聚居在一起的村宅为 湾，一个湾通常有几个村民小组)的公共事务与钱物。湾里的邻里纷争、集体活动的组织、湾里统一事务的安排、公共山头树木的处置以及其他公共财物等，无不在 父亲管辖的“职权”范围之内。有时，一些棘手问题村干部无能为力，可只要父亲一到场，凭他不紧不慢与入情入理的一番话，问题往往很快得到化解，令村干部连 呼“怪事!”父亲握在手里的“王牌”是道义、信用、公正、公平与人格的力量，当然，也有说话的方式与技巧。他干的这差事其实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如果说有点 儿权利的话，那就是操劳一年下来，有几块钱象征性的工资。“家族们都一致推选我管事，我能好意思推脱吗?”面对家人的不理解，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于是，在 煤油灯下，又出现了父亲另外的情状。
农村人开会一般都在晚上，因为只有这时才能把相关人员等齐到场。湾里经常为了一些公共事务，几个说话有“分量”的人便会齐聚我家，共商“湾事”。 这时，煤油灯下的父亲总是乐呵呵的，来者都是客，不乐呵呵怕别人认为你不乐意而误会呢!但父亲这个“维持会长”又绝不会做无原则的“好人先生”，对于他认 为正确的原则性的意见，便会顽固的坚持，甚至一度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你这样做了，其他人怎么办呀!还有很多家里困难的人，都不管他们死活了吗?”父亲睁大了疲惫的眼睛，朝与他意见相佐的人大声嚷道。飞溅的唾沫与粗壮的话音使微弱的煤油灯火剧烈地摆动着。
父亲手里管着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钱物由父亲保管，一些不识真相的人常常会无端地猜疑，“谁会不要钱呐，人不要钱鬼也怕!”村里的三麻子就在我面 前故意这样说过。但我最清楚父亲是不是真的要了公家的钱。我记得父亲每次处理完公事回来，如果有开支与入帐，他一定又是一个人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清算起他的 帐目来。他不仅把公家的数记得清清楚楚，还将公家的钱用报纸包扎起来，特意放在一个抽屉里，避免与自家的钱相混合。似乎在钱本身，公家的与自家的也是不相 同的。刺眼的电灯光线将我从遥远的煤油灯下拉了回来，父亲微笑的或紧皱眉头的面容消失了。我突然感觉有两道滚烫的液体在脸上滑落，一摸，尽是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