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章(《导言：语文科课程论》)
说实话，翻开书，要先把“可读性最差”的第一章通读下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我偏于感性，爱把“文字要感性才好看”这句话挂在嘴边，但这些年一直从事相关语文教学的课题研究，还是深知理性的不易的。读完第一章，感受最深的就是王荣生先生的“理性”。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深刻的思辨力简直令我折服。
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系的建构需要理性。理性的建构——用韩雪屏先生的话形容，是基于“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了大量的清理和整饬工作”的基础上的“高屋建瓴的构架”。以往，我对语文教学研究的感知是“连成一片”的，教材问题、教法问题、研究课题……几者似乎都是同一个平面上的若干点，有些具体问题甚至纠缠在一起，无法“择”清楚。王荣生先生对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系的建构思路异常清晰，他区分出语文教育研究的五种性质(类型)和七个层面(范围)(p35)，并对每一种性质、每一个层面进行了概念的界定和状态的描述。
王荣生先生归属参照系的建构，使我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坐标轴。眼下，我似乎很可以借此给自己所做的相关语文教学的各种工作先做个定位——实际的语文教学、教研组长、景山学校校本教材的编写、我这几年从事的以“景山写作学院”为基地，开展网络环境下，写作教学系统的建构与实践的课题研究，我所开设的探究式语文活动课(“关注北京传统文化”校本课程)……——这些工作，究竟属于语文教育研究的哪种类型(性质)、隶属于哪个层面(范围)。我需要对这些工作的性质和范围做清楚准确的界定。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使我未来的工作得以按照它隶属的类型与层面所应有的工作方法而展开。如何给自己的工作准确定位则是后话，这需要我继续深入研读《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对这个归属参照系精确地理解并掌握。
关于第二章(《语文课程目标分析框架的破与立》)
这一章读起来不算吃力。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首师大的饶杰腾先生。近几年，屡次听饶先生的讲座。XX年在首师大读研究生课程，那是第三次听饶先生谈论对课标中“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个目标的看法吧。我的笔记记录了饶先生当时所言，他说：“翻开新课标，看第一部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所谓‘工具性’和‘人文性’，这只是两个角度。”“把“工具”与人文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不恰当的。何谓‘工具’?它是根据人的需要产生的。一根粗一些的树枝掉在地上，这还不是工具。但被原始人拿起来够树上的果子，这根粗一些的树枝就变成工具，成为人的手臂的延伸了。工具是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供人使用的，否则树枝还是树枝。这根树枝本身，深深打上人的烙印，它的产生和使用就充分体现了人文性。工具是不能与人割裂开来的，它本身就有人文性，这是‘工具的人文性’。”饶先生的这一番话在当时带给我不小的震动。一方面引发了我对“工具性”与“人文性”二者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使我开始学着用审视的目光去解读课程标准，在实践课标标准的过程中不那么盲从。
饶先生此番评价与王荣生先生在第二章第2节《袭用分析框架的批判》开始部分中的分析观点相同，都是反对将“人文性”与“工具性”置于对峙的两极。王荣生先生对袭用分析框架做出了质疑(“破”)，除此，还建构了“层叠蕴涵分析”的新框架(“立”)。我正处在初步学习阶段中，对这新框架以及后面的取样(美国的语文课程目标)比较暂不做评价，单是这种边一“破”即“立”、“破”边“立”的研究方法，我就非常欣赏。
我认为，“破”是批判，某种意义上说，是破坏甚至摧毁。事实上，这些年语文教育界的改革，“破”的事做得相当多了。(而且还有个怪现象，对语文学科，谁似乎都有资格也有能力“破”它一“破”。)但“立”呢?实在是少之又少。在我看来，“破”是否定秩序，而“立”是建设，是建立新秩序，至少能为建立新秩序提供可能。这才是推动事物(不论是教育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语文教育界不能让只“破”不立的风气与势力占上风。否则，危害甚大。对语文教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清算是极为必要的，但后来的建设，即提出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更为重要。王荣生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立”的范例。
关于第六、七章(《语文教材的两个理论问题》、《语文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
我想我真是非常幸运的。
幸运之一：在北京景山学校执教，这是一所教改试验的学校。我有很多参与教改的机会。
幸运之二：从XX年起，景山学校启动了我校九年义务教育制初中四年学段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至今已经五年。作为为数甚少的编委会成员，我有幸参加了教材编写工作。
幸运之三：由于参加校本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得以有机会对初中九年义务阶段的其他教材进行比较研究。
幸运之四：初中四年教材已经完成首轮的编写工作。编写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有很多困惑。大的困惑如：如何突出景山学校语文教学的传统特色，做出适合景山学校学生语文能力与素养发展的教材?小的困惑如：历史上景山学校的语文教学曾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写作为中心”，目前我们则是大力提倡以读带写、以写促读，那么究竟该如何在教材中协调读与写的关系?初中阶段乃至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写作能力发展究竟有没有规律性?写作教学究竟能不能安排出相对合理的序列?文言文教学在初中阶段应该有怎样的地位?具体应当有多大的比重?(刚刚颁布的《国家“xx”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这一点又将给语文教材的建设带来怎样的变化?)
教育、教学中的困惑恰恰就是我们应当着力研究的课题。那么，研究的方法与过程该如何?我很庆幸的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读到了王荣生先生此书中《语文教材的两个理论问题》、《语文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这样两个章节。的确有顿开茅塞之感。在我面前，多了一条研究的路径(p240“课程内容的研制与教材编制的工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多了一种审视自编教材(为教材定性)的角度，多了一种可供参考甚至实践的教材选文方式……我尤其欣赏王荣生先生语文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的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的分类标准。特别是在界定每一个类型的时候，展开了国内外选文案例的比较，这一点对读者(如我)非常直观有效。我个人很喜欢书中列举的那些高水平的国外教材选文的例子，很开眼界。(且激发了我学好英语的兴趣)对照这些例子，我想，我校的自编教材同样有比较突出的“‘定篇’低档、‘例文’失当、‘样本’不当”、“‘用件’连‘当’的机会也没有”的问题。(p317)反思教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与研究不够有直接的关系(研究的水平取决于研究者的态度、能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诸多要素)。两个研究都不够：课程内容的研制与教材编制的工作本应是两套人马完成，但现在我们没有分开，特别是对课程内容的研制，在我的主观印象里这几乎是空白。另外，对景山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研究得不够。哪些能够保留下来，哪些不是规律性的东西，哪些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我个人认为，景山学校六十年代的语文教改的成功经验从现代教育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过于感性了，需要进一步挖掘整理，从理论上论证、甄别、提升。这一步工作力度不够，课程内容没有明确，教材编写水平就上不去，或者也是过于感性，凭经验、凭编写者个人(或小集体)的喜好。(研究是要能沉下心来，要有不急功近利的态度。我们的教材编写，不论从我校的小局部，还是更多教材的编写，据我所知，还是比较浮躁的。)
幸运的是，我校的校本教材还在修订之中，不论以教材编写者或执教者哪一个身份，我都还有机会继续实践。特别是作为执教者，应该有自觉的意识、清醒的头脑处理教材。用教材教——按照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的分类标准甄别教材选文，并设计相应的教学方案，这是作为执教者所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王荣生先生的这套分类标准会不会带来更好的教学策略与教学效果，还要在实践中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