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农民工调研报告（精选30篇）
2024年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1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四、对策与建议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大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2024年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2
一、农民工基本情况
（一）农村劳动力及农民工素质状况
绵阳市辖六县两区一市（县级），20xx年全市总人口52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24。11万人。农村适龄劳动力227。16万人。其文化程度构成：小学及小学以下67。55万人，占29。74%；初中文化123。48万人，占54。39%；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34。65万人，占15。25%。全市农村富余劳动力134。20万人左右。
20xx年全市从事非农产业人数111。02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总数88。86万人（省外务工53。33万人，省内务工35。53万人）。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初中文化程度居多，低层次和高层次的较少，其构成为：文盲半文盲占2。4%、小学文化占17。4%、初中文化占55。5%、高中文化占 14。6%、中专及以上占10。1%。外出务工人员年龄分布上青年壮年居多。20岁以下占10%，20—30岁占30%，30—40岁占50%，40岁以上占10%。
（二）农民工就业分布和收入情况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我市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业领域分布在建筑施工、加工制造业以及餐饮商贸等行业。其中：二产业从员601583人，三产业人员 414074人。从事建筑业295428人，占农民工总数26。61%；从事加工制造业262856人，占农民工总数23。68%；从事装饰、装修、餐饮、家政服务、商贸、运输等行业551916人，占农民工总数49。71%。20xx年全市农民工劳务收入37。71亿元，农民人平增收834元，占整个年收入的1/3以上。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分布在广东、深圳、江浙沿海和北京、上海、新疆、西藏等省（市、区）。通过调查还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和收入，比文化程度低的要好、要高。如我市游仙区玉河镇，全镇5471户，总人口17921人，其中农村劳动力10701人，常年在外务工人数 7485人，全年劳务总收入3342万元，外出务工人员人平4465元。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务工人员年人均劳务收入在平均数以下，尚差35元；初中文化年人均劳务收入在6000元，高中文化以上在8000元左右。分别超过平均数34%和79%，同时，通过我们的调查和用工单位反馈的信息表明，参加过技能培训和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更能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其文化程度和掌握的技能与劳务收入成一定的正比例关系。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城务工经商，不仅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也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建设，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地方财政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我市农民工培训工作进展情况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资源状况
我市农民工培训教学资源较为丰富。现有大、专院校4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各1所，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45所，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104个，镇（乡）成人学校137所，市、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12个，已建立劳务用工龙头企业47个，20xx年龙头企业使用农民工3720人。20xx 年，我市市县共建立劳务培训基地72个。各类培训机构共培训农民工88389人，培训输出71004人。
（二）开展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措施和经验
1、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重视，是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要保证。
重视农村成人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是把我市农村沉重的人口负担尽快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的最基本途径。市委、市府从20xx年起就提出了在我市农村实施“人才工程”、“科教兴农”战略，充分发挥我市科技、教育力量雄厚的优势，依托各类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行业组织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截止目前为止，我市从市到县（市、区）都成立了由分管市长、县长挂帅，农业、教育、建设、劳动保障、财政、科技、计划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民工劳务开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协调农民工培训、就业与服务等工作。各县（市、区）还将劳务开发列为各镇（乡）年底工作目标考核。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部门协作、面向市场、服务企业”的农民工培训格局。
2、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就业指导、管理与服务工作。
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对农民工的需求不同。我市在开展农民工培训中，着重根据当地劳动力素质现状和省内外劳务市场的需求，不同的培训对象采用不同的培训形式，注重实效。如我市梓潼县、北川县在本县培训机构力量相对较薄弱的情况下，在实施“工业强县，以工促农，城乡互融”的发展战略中，一方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方面与绵阳农校、四川建筑学校等签订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协议，学校定期到本县与新建企业联合举办职业技能培训。近两年来，就地安排剩余劳动力20xx余人，同时采取“公司+基地+农民”带动1500余农户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而培训资源相对丰富的涪城、游仙等区（县）则将培训安排到各镇（乡），在每年冬春之际民工返乡与外出之前，聘请绵阳大中专院校的学者、企业的专家到各乡镇开展农民工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岗位技巧等方面知识的引导性培训；二是与各厂矿、企业、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联合举办上岗技能培训，采取“招生—培训—荐业”一条龙服务方式，开展委托培训、定向培训和定单培训，有序向外输送民工。
为了使农民工培训与就业同步。我市各县（市、区）的市级和县级培训基地都成立了农民工就业服务中心，各镇（乡）组建了劳务开发办公室或劳务保障所，负责农民工的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一些镇（乡）还建立了外出务工人员培训制度与联系制度。部分镇（乡）配备了专门的电脑，建立劳务信息跟踪平台。如游仙区玉河镇专门找有关技术人员开发安装了劳务开发软件，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了适时管理与指导，制作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务工档案卡和人才登记表，为求职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培训、择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一条龙服务。
（三）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运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农民外出务工逐年出现上升趋势，我市需要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就业压力大，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差，文化水平不高，无专门的技能，使得许多外出务工者择业受限制，常常从事城市居民不愿接受的苦、脏、累、险且工资待遇低的劳力型工作，在城市就业不具备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现阶段我市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门路不宽、信息不灵、渠道不畅，外出务工人员绝大多数依靠亲友、熟人介绍或自己寻找工作岗位。从根本上讲，目前农民工对外输出还处于一种盲目的无序状态，同其他地区相比有一定距离，还存在以下问题：
1、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仍然存在认识不到位，引导扶持不力的问题。
抓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理应是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重要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和部门对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农民工培训工作仅停 留在口头上，涉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有些基层领导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培训是农民自己的事，可有可无。相关的政策、措施不到位，运转不灵，农民工培训还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
2、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必要的经费作支撑。
由于认识上存在偏差，在农民工培训经费的投入上随意性很大，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有些县由于财力紧张，基本无专门的经费投入，培训资金缺乏保障，相关职能部门和培训机构心有余而力不足，培训单位积极性不高。现有的培训规模小、档次低，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市场和用工单位的需要，对农民工培训仅限于眼前，缺乏系统性的长远规划。
3、对农民工的管理不力，就业指导信息服务不够。
农民工培训、就业的组织管理目前还未理顺，政出多门，责任不落实，与此有关的部门间缺少沟通，配合力差，还未建立起管理、培训、指导、服务等功能协调的专门机构。表现为目前外出的农民工基本上是各自为阵，一盘散沙。用工信息、就业指导与跟踪服务措施跟不上，农民工培训与管理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
4、多数培训机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培训所需设施、设备和高水平的培训教师队伍。对培训机构的考核与监督不力，农民工培训质量无保证。
三、对进一步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我市未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特点，在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时，应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培养一技之长，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为目的，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为重点，以内转、外输为基本途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提供优质服务为保障，全面开创我市农民工培训就业新局面。
（一）强化政府行为，建立长效培训机制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面宽、量大，行业和工种众多。仅仅依靠几个政府职能部门和培训机构及社会办学力量是难以完成这项使命的。必须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特别是各级政府要制定长期稳定的农民工培训与就业政策，建议国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农民工的培训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在开展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农民工培训长远规划。同时，建立一套有利于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措施，努力营造农民科技培训和技能鉴定的良好环境。通过政策引导、技能培训与服务，推动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保证农民工培训工作正常开展
农民工培训，按照我国农村的实际和国际通行做法，国家是农民工培训投入的主体。为使农民工培训工作落到实处，建议国家成立“农民工培训基金”，中央、省、市、县每年按农业人口从财政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构成“农民工培训基金”作为专项培训经费，把农民工培训当作一项公益性事业来做。同时发挥社会力量、企业筹资参与农民工培训，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工培训投资体系。而不应搞成社会办学形式，以免加重农民负担。
（三）建立培训体系，健全运行机制
农民工培训涉及多个行业与部门，培训机构众多，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应明确培训主体，逐步形成政府统筹，农业部门牵头，财政、教育、劳动保障、建设、科技、计划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办学力量广泛参与，运转灵活的培训体系。严格考核与认证各类农民工培训机构。建议由各级农民工培训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把关，实行一年一度的培训质量资格认证评审制度，对不按要求、弄虚作假的培训机构取消其培训资格，严把农民工培训质量关，建立培训、管理与服务三结合的劳务开发网络服务体系。疏通就业输出渠道，拓展就业空间，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及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规范中介行为。要有专门机构负责做好劳务输出法律援助和民工救助工作，解决劳务纠纷和拖欠民工工资等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四）创新培训模式，树立新的培训观念
对于农民工培训，要树立以人为本，突出技能，注重实效的培训理念。
建议实行全国统一印制和颁发农民外出务工证或岗前技能培训证书。各用人单位必须坚持凭技能等级证书和外出务工证才能录用的原则，二是降低农民工技能培训办理的技术等级证书费用，以促进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培训方式上，要采取学员分散学与集中学相结合，在教材开发上，既要讲究规范、统一，又要立足于农民自身的实际和行业岗位要求来编写一些以卡通式、操作说明式、流程图示等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干就灵的“乡土”教材；在培训与考核的评价体系上，要按照融培训标准和考核标准于一体的岗位能力标准，重点考核学员对实践技能的掌握，多实践操作，少理论学习。同时培训与考核相分离，以保证考核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五）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激励机制
一是建立农民工培训奖励基金，用于激励调动培训、用人单位企业开展农民工培训就业的积极性；
二是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实行困难补贴或奖励；
三是在农村普通中学、职业中学中开设就业转移技能培训课程，并把技术等级证书评定结合起来，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制度。
2024年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3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走向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近年来发生的农民工工伤事件令人震惊，且农民工在工伤认定、医疗救护、康复及待遇补偿方面颇费周折，因而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在我县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紧要问题，因此，解决好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问题，不仅是维护农民工权益，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一、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现状
县是一个13万人的小县，全县工伤保险参保缴费人数9045人，其中乡镇中小企业的参保人数为861人。县城工业园企业工伤保险企业参保情况比较好，基本上可达到95%以上。乡镇小企工伤事故率高，且员工绝大数人都是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的原因是许多企业技术要求较低，为了节约成本，很多企业在简陋的厂房里采用了安全性能差、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的旧机器。在这种危险的工作环境下，员工又缺乏必要的劳保设备，加上加班加点的工作，身体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就造成了工厂工伤事故的多发。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对劳动法、工伤保险知道的'很少，把工伤保险混同为商业性保险，甚至认为工伤保险是“正式职工”的事，与自己这些“临时工”不沾边。由此可见许多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缺乏必要的了解。
二、农民工工伤权益享受不到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企业对工伤保险特别是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认识不到位。调查中发现，各类企业普遍存在工伤保险“不划算”的错误认识。有的企业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人员流动性大，人员不容易管理，加上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只算眼前账，认为为他们参加工伤保险会增大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在竟争中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不愿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且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许多企业不但不积极救治，反而百般拖延、拒绝支付农民工补偿、医疗救治等合法费用。
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未参保的用人单位不积极主动地申请工伤认定，也不按法律规定向农民工支付工伤待遇。《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所在单位应当在30日内，向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而大部分农民工发生工伤都是由自己或其亲属来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如果用工单位不给劳动者上工伤保险
2024年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4
近年来，崇信县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工作，不断强化返乡创业就业服务，充分激发他们对建设家乡的热情，全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工作稳步推进。近期，结合全县精准扶贫工作，通过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和对农民工的情况调查，总结出了一些促进我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的具体想法和建议。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状和特点
(一)基本情况
崇信县是一个农业县，辖2乡4镇2个工业园区，人口10.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18万人。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约5万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约3万人，全县累计返乡农民工近11000人，返乡农民工占常年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0%。其中，实现自主创业的农民工6000多人，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个体经营等形式实现创业就业。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特点分析
1、返乡创业主体多为中青年群体。这个年龄阶段的农民工经过多年的打拼磨练，积累了相当的富余资金，且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能，工作技术上游刃有余，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上如鱼得水。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经过在外的历练不再保守落后，他们有勇立潮头自主创业的意向。当他们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有足够的创业条件，有完善的创业基础，有良好的创业环境时，返乡创业便顺然诞生。返乡创业人员中涌现出的创业明星如柏树镇的谢月林、铜城工业园区杜银祥、黄寨镇马寨村的高昕等人，在外打工一些年后，观念认识和经验、技术的积累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有返乡农民工创业扶持优惠政策因素，他们便回乡创业，投入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创办建材生产企业、种植养殖合作社、职业培训学校等，安置和带动县内富余农村劳动力就近创业，发挥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2、返乡创业的规模相对较小、结构单一。从全县返乡创业者建办实体看，企业多是小规模企业，主要依靠自有结余资金，亲朋好友帮扶资金，投资10—50万元的较多。在县内建办的自己的企业及实体店20xx多户，比如从事种植、养殖行业的返乡农民工在发展结构上相对比较单纯，所以创业成功率还有优势，真真在发展前途上下功夫，还能形成更多的规模。
3、返乡创业经济效益明显，但稳定性差。大多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虽比一般农民高，但大多也都是初高中毕业的低学历，只有打工经历，掌握的多是生产技术，没有受过相应的专门创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存在一定盲目性，市场分析和产品定位以及防备风险的能力比较欠缺、在企业管理上更是缺乏，造成在自主创业初期虽然经济效益明显，但稳定性较差，坚持发展潜力不足。一些返乡自主创业的农民工，起初年均收入在5—10万之间，时间一般为2—3年，但也不乏成功创业者，收入能够达到20—30万左右，与外出务工收入和本地就业相比，收入偏高。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原因及近年来措施成效
(一)原因分析。
大部分农民工返乡，选择在家乡就业的原因大体分为四类：一是因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无人照料，放弃外出打工机会，以方便照顾家庭选择回乡就业;二是因为高校毕业生数量不断攀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和知识文化水平偏低，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用工需要，导致农民工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大批农民工因找不到岗位而返乡。三是统筹城乡发展加速，地方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提供了吸纳空间。四是有一批长久在外务工的农民工，通过打拼，掌握了一定技术，有着收入颇丰的资金积累。目前，本县务工工资水平虽比外面发达省市、地区平均低300—500元，但扣除外出就业的交通、房租等成本，当地务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与外出就业基本相当。
(二)近年来的措施成效
1、完善政策机制。近年来，崇信县委、政府坚持把加快推进全民创业作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事来抓，为返乡创业搭建平台，壮大了县域经济实力、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明确了各乡镇(区)的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县妇联、县总工会、县人社局、县有关金融机构等部门整合资源抓好政策的落实和工作的开展，各部门结合实际，提供了共多项优先优惠政策，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各乡镇(区)结合项目实施作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规划，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的人数占有劳动力的农民工人数的20%以上，全县已掀起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
2、强化典型带动。各乡镇(区)结合产业发展和园区建设都培植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示范户，示范户的种类主要是结合县扶贫办项目、县农牧局种养项目发展种养的大户;比如黄花乡凉水泉村的致富女能人袁占梅带动群众创办了凉水泉荣盛养殖园、高年养殖园，在她的带动下，近年来，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2984元。她曾先后荣获“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甘肃省劳动模范”、全省农村妇女“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女能手等多项荣誉。手工制造企业、服务业示范户以梁小红为代表成立了公刘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传播手工刺绣编织技艺、培养优秀文化传承人才为目的，着力于传统手工刺绣、编织等作品的研发与创新，注重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与提高，打造突出崇信传统刺绣编织文化的精品力作，让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爱好者更多的了解崇信公刘农耕文化和民俗艺术，实现创业愿望和梦想， 这些典型示范户充分发挥了吸引和接纳农民工创业就业的作用。
3、部门协作推动。出台优先优惠政策的相关职能部门及负责项目审批的服务部门深入到各乡镇(区)主动对接，寻找工作的重点，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服务，县人社局、农牧局结合精准扶贫在各乡镇的协作支持下，大力抓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素质促增收，紧紧围绕果树工、电焊工、餐厅服务、牛肉拉面等多种农民实用工种集中培训，截至目前共有6624农民工参加了技能培训，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三、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扶持政策有待加快落实。优先优惠政策的对接难。已经出台的优先优惠政策，但真的要享受政策的优先优惠，在加强办事程序上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民工在申请享受和办理落实上较难。
(二)创业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返乡创业者的初期投资大多靠外出务工积累的资金，资金量不大，创业时缺乏通盘考虑，一次性投入到项目中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缺乏后续资金和防备风险的能力。还因受限金融体制、企业规模、信用条件等因素的制约，返乡创业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十分困难，只有靠高息民间借贷输入企业维护生产和再生产的“血液”，成本高、负担重，有时因资金短缺，痛失不少好的商机，资金问题成为返乡创业者创办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瓶颈。
2024年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5
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开展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妥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全总也明确提出，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学校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笔者针对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